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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中六十年代国民经济调整综述
文章来源:       发布时间: 2008-01-11       

  六十年代初期,我国面临政治、经济、军事等多方面的、公开的、潜在的挑战威胁和困难压力。以苏共为首的共产党国家,对中国横加指责,要求中共跟着他们的指挥棒转;1960年7月,苏联背信弃义,擅自撤回在华工作的全部苏联专家,废除两国经济技术合作的各项协议;1962年10月,印军向中国边防部队发动大规模进攻;美国武装插足台湾,干涉中国内政,多次侵入中国领空领海。

  在国内,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左”倾错误的一再发展,尤其是高估产高征购,严重挫伤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加上从1959年起,我国大面积农田连续几年遭受自然灾害,农副产品产量急剧下降,1960年粮、棉产量跌落到1951年的水平,油料跌落到建国时水平,轻工业生产也急剧下降,党和人民面临建国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困难。

  严重困难的挫折和教训,使党中央逐步清醒认识到困难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决心认真调查研究,纠正错误,调整政策。1960年11月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动员全党并组织各级领导和广大干部深入农村,向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宣读、解释,同他们一道为纠正错误、落实政策、扭转农村形势而奋斗。1961年1月八届九中全会正式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政策。全党上下同甘共苦,团结一致,为克服困难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汉中地委、专署遵照中、省的指示精神,带领全区245万人民,积极开展了以农业为切入点的经济调整工作。

  1961年,全区总人口245万人,其中农业人口224万人,农业劳动力102.5万个。按耕地平均,每个农业人口占有耕地2.3亩,每个农业劳动力负担耕地5亩。受“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左”倾错误的影响,汉中专区的广大干部群众迫切希望早日进入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但因违反了经济发展规律,事与愿违,使“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生产瞎指挥风和干部特殊化风”盛行,加上三年自然灾害,使农业生产急剧滑坡,农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受到了损害,挫伤了广大群众的生产积极性。

 

  一、纠正“五风”和生产救灾

 

  汉中地区纠正“五风”工作是在中央、西北局和省委的统一领导下进行的。

  1960年11月,中共中央发出《农业十二条》与《关于彻底纠正“五风”问题的批示》后,汉中地委、专署迅速采取了一系列贯彻措施。一是调整了农村管理体制,从上到下进行了算帐退赔兑现。1961年春,全区将原来的70个农村人民公社,调整为339个,后来接着又把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从而调整了生产关系,克服了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在分配上,特别是口粮分配,按照省委指示,普遍推行了基本口粮和按劳动工分分配相结合的办法,既保证困难户生活,又体现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原则;在平调退赔工作中,本着“倾家荡产、彻底退赔”的精神,对几年来办水利、工具改革、办猪场等方面平调的物资进行了算帐退赔。全区新查出平调总值9,096,291元,其中平调实物总值3,252,291元,占新查出的平调总值的35.75%。已退赔兑现3,503,000元,其中退物值2,004,000元。连前累计,共退赔5,904,000元,占平调总值56,913,000元的59.5%,其中退赔实物占平调实物总值的59.8%。共计退还土地70.99亩,劳动工日57,303个,房屋51,291间,耕畜2,758头,家具88,794件,家畜家禽17,562只,现金22,405,000元,粮食541,420斤,其它建筑材料等1,497,937件。通过退赔,稳定了群众的生产情绪,教育提高了干部的政策水平。二是对几年来受过错误批判和处分的党员、干部、群众,实事求是地进行了甄别平反。汉中地委层层成立了甄别领导组织,开展了甄别平反工作。据不完全统计,全区受过批判、斗争的农村基层干部中,经初步复查,发现有错排错斗的185名;错误处分的46名;错批判的261名。其中除了事实明显的59名已平反外,大部分还在继续甄别。经过一系列工作,党内外民主生活、上下关系、党群关系,都有了显著的改进。三是转变干部作风,进一步密切党群干部关系。按照地委提出的《八项要求》,加强与群众和基层党组织的联系,建立必要的制度。这项工作取得了明显效果。首先是干部蹲点、搞调查研究成为自觉行动;其次是干部参加劳动的风气逐渐形成。尽管以上纠正“五风”和甄别平反工作还不够彻底,但对于调动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总结党在政治生活方面的经验教训,恢复党的优良传统,起了很好的作用,为进行国民经济调整提供了思想、组织保障。

  1959年至1960年,汉中地区遭遇严重的旱灾,粮食减产,浮肿病、干瘦病大量发生,人口大量外流,非正常死亡率明显增加,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受到严重损害,农业元气大伤,广大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十分低落,劳动生产率大大降低。面对严重的自然灾害,汉中地委、专署从1960年下半年开始,按照中央、西北局、省委的统一部署,紧急动员全区人民大力开展生产救灾运动。汉中地委专门成立了生产救灾办公室,以加强对救灾工作的领导,同时,组织干部下乡领导生产救灾,与群众同吃同住,帮助群众抗灾渡荒。在地委的领导下,1960年下半年的生产救灾运动取得很大成绩,一是开展了以复收复打、收山收洼和采集“五野”为内容的小秋收运动;二是突出抓了收集饲草、修补畜棚,对牲畜饲养管理作了整顿;三是在安排社员生活方面,注意贯彻“低标准瓜菜代”、计划节约用粮为主的方针,认真解决了一部分社员穿衣、住房和疾病医疗等问题。通过艰苦工作,到1961年春,病情和死亡率较上年有所下降,生产救灾运动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但是由于各项政策的落实与兑现经历了曲折的历程,不同程度的自然灾害又连年不断,汉中专区的生产救灾运动实际上贯穿于1961年至1965年的整个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经过生产救灾,到1963年,全区粮食总产12.57亿斤,比1962年增加7.4%。水利蓄水能力达2.4亿方,比57年增加2.64倍;有效灌溉面积163万亩,比57年增加3.2%;电力1509千瓦,比57年增加7.5倍;劳力977,329个,比57年增加11.8%;畜力63年12.9万头,相当于57年的75%;化肥比57年增加23倍;架子车14,165辆,比57年增加13倍;猪已接近57年水平。社员口粮500斤以上的有423个队,占1.9%;400斤至500斤的3179个队,占14.4%;300斤至400斤的7401个队,占33.4%;200斤至300斤的7322个队,占33%;100斤至200斤的2972个队,占13.7%;100斤以下的808个队,占3.6%。

 

  二、农业方面的调整

 

  汉中专区按照中央、西北局和省委的部署,把国民经济调整的中心放在农业方面,其他部门的调整围绕怎样适应和服务于农业这一主题展开。具体来说,对农业的调整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认真贯彻《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农业六十条》),调整和解决人民公社体制中阻碍农业生产发展的缺陷和弊端。在生产管理体制上,落实“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改变和纠正过去县、公社任意指挥生产、平调物资的现象。加强了生产队的经营管理,建立了各项管理制度,如包工包产制度、评工记分制度、财务制度、工具管理制度等。到1961年底,全区的生产大队由2802个调整为3328个,基本上恢复了原高级社的规模,解决了贫富拉平的矛盾;生产队从1960年的16896个,1961年调整为18321个,解决了生产队规模过大、干部管理水平不相适应的矛盾。随着生产管理体制的调整,生产大队对生产队普遍进行了土地、劳力、农具、牲畜四固定。先是将生产、管理、分配固定在大队,从1962年开始实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逐步将生产、管理、分配落实到生产队,使生产和分配更加统一。在生活管理体制方面,将公社化期间上收的社员自留地、部分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发还原主;解散了公共食堂,取消了部分供给制的办法,规定社员按工分分配产品。这些生产、生活管理体制的改变,在相当程度上限制了瞎指挥、命令主义和平调风的产生,调动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复苏。

  其次,组织各行各业大力支援农业。地委、专署组织工业、交通、基建、财贸、文教卫生等各有关部门,根据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把支援农业生产的发展放在自己工作的首要地位,把本部门的工作转移到为农业服务的轨道上来。各部门都自觉地加强了调查研究,抓住农时季节,适时地支援了农业生产的需要。在工业方面,主要增产机械、农具、化肥、农药等资料,帮助农民维修农业机械和修制农具,并且在工业设计、生产组织等方面尽量节约劳动力和少占耕地。在交通运输方面,对农村物资的运输做好统筹安排,优先承运。在财贸方面,主要是保证支农资金按时到位,做好商品收购、销售、调拨、储存,为农业生产服务。在基本建设、文教卫生等各方面,也都掀起了支援农业的高潮,对发展农业生产起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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