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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汉中是川陕革命根据地的起点
文章来源:       发布时间: 2017-03-31       

  

  内容提要:汉中是川陕革命根据地的起点。红四方面军在汉中作出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决策,决策前在汉中已经展开创建根据地的行动,红四方面军主力入川后不断向汉中发展,红军初到汉中时播撒的革命火种以燎原之势燃向川北,苏维埃版图通过大巴山的地缘优势实现了南北对接。

  上世纪三十年代初期,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与中共川陕党组织以及边区人民共同努力,创建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个大区域”——川陕革命根据地。这块根据地“是扬子江南北两岸和中国南北两部间苏维埃革命发展的桥梁,在争取新中国伟大战斗中具有相当巨大的作用和意义”。毛泽东同志对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地位及作用的高度评价,时刻鼓舞着苏区人民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然而,拥有24县市、500多万人口、4.2万平方公里的这样一个大区域,创建是从哪里开始的呢?从决策意图的产生、红四方面军初到汉中的实际作为,到红军主力入川后汉中大地革命星火燎原之势的历史事实充分表明,汉中是川陕革命根据地的起点。

  一、两次改变割据计划,最终在汉中作出了建立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战略决策

  1932年7月,蒋介石调集30万军队,发动对鄂豫皖根据地的第四次“围剿”。红四方面军反围剿作战失败后,于10月12日夜,20000余人越过京汉路向西转移。11月初,到达湖北郧县的南化塘,准备在此建立新的根据地。可是,尾追之敌咬得太紧,逐放弃原计划。到底去何处立足,必须尽快作出抉择。这时,以总指挥徐向前为代表的红四方面军总部高层领导,认为“汉中盆地历史上赫赫有名,曾是刘邦养精蓄锐,回定三秦,进取天下的战略出发地。于是出秦岭、据汉中,就成为红四方面军的主要目标”。为了隐蔽这一战略意图,红军没有选择溯汉江而上,直达汉中的捷径,而是北出秦岭,进入关中,威逼西安,诱导尾追、堵截之敌向关中集结。11月5日,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到达商县的赵川区三官庙乡河坪村,进入陕西境内。11月24日北出秦岭,相继抵达蓝田县、长安县、户县、周至县的秦岭北麓地带。12月3日从周至县马召镇的辛口子进入秦岭山中。部队经过几天急行军,翻越9座2、3千米高的大山,于12月7日进抵秦岭南麓的汉中地区城固县小河口。12月8日,红军总部在此召开了部分师以上干部会议,稳定将士们的情绪。小河口会议后,部队继续南下,行至秦岭出口处又遇国民党赵寿山51旅101、102团在升仙村堵截,徐向前率领先头部队予以击溃。12月10日全军夜渡汉江。进入上元观后召开了党团活动分子会议,部队作短暂休整,而后继续南进至西乡县钟家沟、骆家坝一带活动。至此,红四方面军向西转移3000里,历时两个多月,保存了近15000人的骨干力量,终于摆脱了前堵后追、疲于奔命的窘境。

  红四方面军总部驻扎钟家沟。前敌委员会派出小分队,一方面发动群众,开展打土豪分田地,组建游击武装和红色政权;另一方面,了解社情民意,侦察敌情。经过几天的辛苦,了解到很多情况,:汉中属于川道地形,不利于大部队展开;而且多灾,人民群众深受土豪劣绅、封建军阀、当局官僚的残酷剥削与压榨,缺吃少穿,生活异常艰难,国民党对这里的统治也很顽固;此时,四川军阀正在成都混战,川北防务相对空虚;那里山大沟深林密,物产也比较丰富,既利于大部队隐蔽,又利于解决部队供给问题。于是,红四方面军总部于1932年12月15日,在钟家沟玄天观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议,研究决定进军川北,建立以川北为中心并向四周扩展辐射的川陕革命根据地。会后经过三天准备,红军主力于1932年12月19日离开钟家沟,经镇巴县永乐镇天池寺、核桃树,到达四川省的通江县两河口。至此,红四方面军终于完成了西征,真正找到了相对稳定的立足之地。

  二、红四方面军初到汉中时,有目的地展开了建立新的根据地的实际行动

  红四方面军西征途经南化塘时,作出“出秦岭、据汉中”的决定。之后,部队一直按照在汉中建立新的根据地的目标积极展开行动。

  1.严格保守在汉中建立根据地的决策机密。为不使在汉中建立革命根据地的行动意图过早暴露,严格封锁消息,严格保守军事机密。一方面在转移路径上作文章,选择北出秦岭,威胁西安,再南越秦岭,进入汉中地区的进军路线,而没有选择沿汉江直达汉中的捷径。宁可走弓背而不走弓弦,使敌军无法准确判断出红军西进的真实目的,从而,减轻了红军移师汉中的军事阻力;另一方面将红军总部“据汉中”的决策暂不向下传达,严格保密并限制在决策层少数几位总部领导之间知悉,确保了军事意图的安全和成功实现。使“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历史典故在汉中再次重演。

  2.关于割据汉中成为三次干部会议的重要内容。红四方面军总部适时召开重要会议,贯彻总部意图,统一将士们的思想认识,增强在汉中建立根据地的信心。第一次会议:红四方面军大多数将士对总部在第四次反围剿中所采取的方针以及一再退却的做法深表不满,尤其是总部在湖北郧县南化塘作出“据汉中”决定后,既没向下传达,又令部队两越秦岭,这使失去根据地作战已经很苦的指战员沦于更加艰难的境地。因此,军中充满了怨气,甚至在高层出现了愤恨的情绪,有不少将领对张国焘的作法产生了十分可怕的怀疑。许多干部纷纷议论:“为什么放弃了根据地?”、“究竟到哪里去?”1932年12月7日部队到达城固县的小河口时,曾任红四军政治委员的余笃三和总部干部王振华、朱光议论到中央揭发张国焘的错误,要求中央迅速采取措施加以纠正。王、朱将此事告诉第七十三师政治部主任张琴秋,张认为不妥。深夜,王振华、朱光、李春霖、张琴秋到曾中生、刘杞处谈论对张国焘的意见,并推举曾中生书面向张国焘陈述大家对领导和当前行动方针的意见(停止退却,争取迅速在陕鄂一带创造新的根据),希望张能采纳大家的意见,改正错误,并将这一意见转报中央。为了平息这一风波,12月8日,张国焘在小河口召开部分师以上干部会议,讨论行动方针。通报了西移汉中建立新的根据地的意图,宣布成立前敌委员会,委任曾中生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任命张琴秋为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通过这次会议,基本消除了将士们西征途中的不满情绪,从组织上扩大了决策民主化程度,曾、张二人的提拔重用,促进了红军总部内部的团结与和谐共处。会后,将士们得知要在城固、西乡、镇巴、石泉、紫阳、安康等县一带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的消息,个个都欢欣鼓舞,心情顿时兴奋起来,在第二天的升仙村反伏击战中,表现得英勇顽强,战斗力倍增,不到1个小时便击溃了国民党军101团、102团。第二次会议:12月11日,红军总部在驻地上元观镇衡家大院召开了党团活动分子会议,检查、总结了西征途中的政治工作,按照在汉中建立新根据地的方针,指示部队一面修整,一面发动群众,着手创建根据地的工作。第三次会议: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于12月15日在钟家沟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议,作出不宜以汉中为中心建立根据地,而应占领川北,建立以此为中心,再向陕南辐射的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决定。

  3.以为民不扰民的良好形象,奠定了根据地军民“鱼水”关系的基础。四方面军的将士们严格遵守红军纪律,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以实际行动赢得老百姓的信任和爱戴,为创建根据地奠定红军与人民群众“鱼水”关系的基础。宁愿忍受饥饿,也不采摘百姓一颗红橘子。红四方面军进抵升仙村时,一千多亩桔园中的部分晚桔挂在技头,红军战士谁也没有摘一个桔子。宁愿露天宿营受冻,也不打扰百姓休息。红四方面军渡过汉江到达上元观时天已拂晓,黎明前的冬夜分外寒冷,战士们怕打扰当地老百姓,都在街头屋檐下休息,打湿了的衣服结了冰,硬邦邦的。有些战士腿脚被冰块石头划破了,挂着一条条的血冰。天亮了,上元观的群众奔走相告,不一会儿,老百姓抱着柴草,点燃熊熊大火,给红军战士烘烤衣服,取暖驱寒,烧水做饭。一位老大娘还拿来准备过年喝的一大瓶酒,边走边说:“战士们喝口酒,赶赶寒气。”红四方面军到达汉中之前,陕南特委根据陕西省委的指示,成立了红军之友社,开展宣传红军,为红军捐募衣物、钱粮、药品等活动。当人民群众亲眼见到红军铁的纪律、不扰民,为穷人谋幸福打天下的实际行动,更加坚定了拥护红军、支援红军的信心。在升仙村反伏击战中,有两名红军战士牺牲,升仙村党支部动员村民支援两口棺材,将这两名战士安葬。当红四方面军进驻许家庙、原公一带时,当地群众主动邀请战士们住入自己家里,为战士们洗衣做饭,无微不至。不到一天的时间,红军指战员和汉中人民亲密无间,到了水乳交融的程度。

  4.组织汉中人民开展土地革命斗争。发动和组织群众打土豪、分田、分粮,帮助建立游击武装与红色政权。红四方面军总部在许家庙驻扎时,中共陕南特委派出的王燮、胡哲、张仁俊等,请求红军帮助建立陕南地下武装,于是四方面军政治部派出10多名干部战士,配给长、短枪120支和部分经费,在已有140人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陕南第一游击队;之后红军又在西原公打开土豪、地主的粮仓,将数十石粮食分给贫苦农民;12月11日,上元观军民大会后,红军带领群众打开胥家营、嵩山寺、包家营等村6户豪绅地主的粮仓,将400多石粮食、120匹布等物资分给贫苦农民,将7户土豪劣绅的180亩土地地分给60余户无地、少地的农民,把地主的契约、高利贷借据一齐焚毁。红军在西乡活动期间,先后在私渡河、廷水、骆家坝、钟家沟、贯子山、峡口和柳树店等地,镇压土豪劣绅、恶霸地主黄某、刘某等70余人;在私渡河的让水田建立了苏维埃政府,开展土地革命,将800余亩田地分给430户贫苦农民,帮助陕南特委建立了川陕游击队等数支农民武装,为红29军的正式建立奠定了基础。1932年12月中旬,红军第29团在镇巴县核桃乡建立了乡苏维埃政权,拉开了镇巴县创建红色政权的序幕。

  三、红四方面军主力离汉入川后,此前播撒的革命火种已成燎原之势,川北陕南红色游击区连成一片。

  红军的到来极大地促进了汉中地区革命形势的发展。地下党员和党组织更加活跃,党员队伍不断扩大,党组织数量增多,党领导的革命活动更加广泛和深入;县、区、乡、村各级苏维埃政权以及党的武装力量纷纷建立,红色游击区域沿着巴山山脉不断向川北扩展。红四方面军在四川的通、南、巴地区站稳脚跟后,部队进驻汉中地区的镇巴、南郑、宁强等地并开展革命活动。消灭土匪劣绅,没收土地粮食分给穷人;帮助人民群众建立游击队、赤卫队以及红色政权,革命根据地向陕南延伸。

  1、在陕南建立与红四方面军遥相呼应的红军红29军。红四方面军初来汉中的10余天里,在城固、西乡边即骆家坝一带发动组织群众开展了比较深入的土地革命斗争,营造了浓厚的革命氛围。这一带群众革命热情高涨,地方红色武装实力较大,地下党组织的凝聚力、战斗力较强,革命形势非常好。1933年2月,陕南特委按照陕西省委的指示,在此建立了川陕边第一支地方红军即中国工农红军第29军,与川北红四方面军遥相呼应。红29军诞生后很快发展到2000余人,不到2个月时间,与国民党军队及反动民团作战20多次,重创了反动政权的势力,鼓舞了人民的革命斗志。同年4月,马尔岩事变发生,红29军军部遭遇偷袭,包括军长、政委在内的60余名将士和群众壮烈牺牲。军部虽然不复存在了,但红29军的精神、实力仍在。部队后来分解为红29军第一、三、四、五、七、十等六支红军游击队,活动在城固、西乡边以及南郑、褒城、勉县、留坝、略阳、黎坪等地。红军游击队纵横拼杀,奋力开拓,使红色游击区发展到400多平方公里。

  2、开辟汉中通往川北的红色交通线,沟通南北苏区融点成片发展。1932年12月,红四方面军进入川陕边后,蒋介石严令十七路军主力移师汉中,协同四川军阀刘湘、田颂尧等部队进攻川陕苏区。同时,又让其嫡系胡宗南坐镇陕甘,对非嫡系杂牌军实行“监军”,企图在地方杂牌军队与红四方面军互相拼杀中,既消灭红军又剪除地方军阀,坐收“渔翁”之利。为了既保存自己的实力,又能最终将胡宗南等部挤出陕甘,粉碎蒋介石阴谋,具有民主思想、爱国热忱的十七路军总指挥杨虎城,在我党统战工作的感召下,经与其高级参议、著名爱国人士杜斌丞商议,决定与红四方面军达成密约,实现默契合作。1933年5月,在杜斌丞推荐下,潜伏在十七路军38军司令部任参谋的共产党员武志平,读懂杨虎城给自己的来信后便携带孙蔚如写给红四方面军的“绫书”,赴川北与红四方面军总部联络。6月,红四方面军代表徐以新与38军参谋武志平、军长孙蔚如先后在汉中两次商谈,达成协定:双方互不侵犯,互相配合打胡宗南;红军在汉中设立交通站,汉中可给川陕根据地提供一定物资。并商定武志平负责川陕边界联络点,为那里的全权代表。“汉中协定”的签订,使蒋介石“川陕会剿”阴谋破产,巴山北麓的形势平稳下来。中共陕南特委和国民党十七路军中的党组织利用有利形势,以汉中为起点,相继建立起了通往川北苏区的红色交通线。一条是经南郑县的牟家坝、青石关、回军坝、天池寺、羊圈关、西河口、碑坝,进入川北苏区;一条是经南郑县的牟家坝、城固县二里、大盘、天明寺,再经南郑县法慈院,进入川北苏区。沿途设有凉水井、马桑坝、碑坝以及华林坪、南马山、回军坝和汉中的幺儿拐等交通站。1934年,川军对苏区实施“六路围攻”,原交通线中断。武志平等又在东面建立了交通线:以西乡沙河坎为起点,经堰口、罗镇、杨家河、拴马岭、高脚洞、韩婆垭、观音庙、鱼渡坝、滚龙坡为主线,从镇巴的简池、鱼渡南到万源的辅线。

  三条红色交通线的建立,不但使大量的军需物资和重要民用品源源不断地运送到了川北苏区。同时也输送了一大批领导干部和革命青年到川北苏区参加革命斗争。它像一条强劲的纽带,将陕南苏区与川北苏区的发展紧密的联系在一起。

  3.川北红军向陕南开展革命活动,使川北中心区苏维埃版图向汉中拓展。汉中地区的镇巴、南郑、宁强等县与四川的万源、通江、南江以及广元等县市接壤。1932年12月中旬红四方面离汉入川,迅速占领通南巴地区后,在两年多时间里,相继派出红10师后勤部队、特务团、政治部、34团政治处;红30军、31军、4军、9军相关师团以及红73师等红军部队,先后进入镇巴县的东峪关、长滩、简池坝、苏家坡、宝山子、平落、红花坪、范家窝塘,南郑县的秦家湾、芭蕉坪、程家坝、坝溪、马巷子,宁强县的关口坝,毛坝河、茅坪沟、阳平关,勉县的褒联、高潮、温泉、阜川、新铺、茶店等地,消灭土匪,打击民团、神团,给贫苦农民分田地、粮食、财物,组建游击队和赤卫队,先后建立起桃园子、文家坪、侯家岩、牡丹园、宝山子、毛垭、张家塘、盐场、梅坡、关口坝、茅坪沟、芭蕉坪、程家坝、坝溪、马巷子,高潮、阜川、新铺等乡村苏维埃政府;也先后建立了陕南县、阳平县、宁强县以及赤北县简池区、钢溪区、长滩区、陕南县红花坪区、范家窝塘区、红江县坝溪区等县区苏维埃政府和党的委员会;村级苏维埃政权也得到普遍建立。

  1932年12月至1935年2月,红四方面在川陕边活动期间,边区的土地革命斗争如火如荼,党的各级组织和县、区、乡、村苏维埃政权不断发展壮大,先后建立了3个县委、6个区委和10个乡党支部;相继建立了7个县、22个区镇、95个乡、320个村苏维埃政府。县、区、乡各级游击队、赤卫队等红色武装力量得到空前发展,革命力量活动的区域不断向四周扩展,陕南汉中与川北同被融入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大熔炉,早已被土地革命的熊熊烈火熔为不可分割的同一整体。

  (作者:叶礼福,男,汉中市委党史研究室调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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