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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九军
文章来源:       发布时间: 2013-10-31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西乡,大小军阀、贪官污史,土豪劣绅和抢劫成性的土匪,横行乡里,鱼肉人民。广大贫苦农民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民不聊生。自1927年到1931年,北洋系军阀吴新田的残部牛育椿,王三春、张发奎的残部王光宗和四川军阀刘存厚,谬震及土匪陈德三,高树臣、何智聪、吴之珍、石俊卿,杨军安、罗玉成、施惠卿,袁刚等30余股土匪,先后窜扰西乡境内。仅1930年盘据西乡称司令者就达10多股。当时群众说:“司令处处有,参谋满街走,副官比驴多,差役不如狗”。军阀、土匪所到之处,苛捐杂税,烧杀掳掠,,无恶不作,人民深受其害。牛育椿盘据西乡县城167天,勒索银币180多万元,耗掉粮食12000多石。土匪王三春在高川、五里坝一带,数月时间,就杀害妇孺五六百人,掳去青壮年一千多人,烧毁民房数百间。国民党军队赵风林、王志远,李崇山,严沛霖及刘茂恩65师、66师,先后移防西乡境内,搜刮了人民的大量钱财。地方政府和豪绅地主范鸣岐,穆星阶,任华卿则与军阀相互勾结,狼狈为奸,残酷的压榨贫苦农民。当时,他们摊派给农民头上的苛捐杂税就有田赋烟捐、壮丁费、电杆费、斗捐,马路费、被服捐等四十余种。田赋搞到四倍加征。除此之外,农民还要缴纳地租和受高利贷的盘剥,那时,地租高达土地总收入的百分之七十。贫苦农民长年累月的辛勤劳动,换来的却是衣不遮体,食不饱肚的痛苦生活。1929年,西乡遭大旱,广大受苦人民吃树皮和观音土,饿死和病死的就有五千多人,有的甚至被迫卖儿卖女,背井离乡。当时,住在骆家坝的30户农民,全部逃往川北,以求活命,酿成了民逃田荒,死骨遍野的悲惨局面。那时,在西乡县境流传的“军阀梳子梳,豪绅篦子篦,乡约团头刀子剃,催款委员来剥皮”这首歌谣,就是对西乡人民遭受国民党反动派残酷压榨的真实写照。 

  在那暗无天日的年月里,广大贫苦农民实在无法生活,他们不满国民党军阀和土豪劣绅的统治,天天盼望着西乡早日解放。1932年10月,由陈浅伦等领导的,旨在最终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的“重阳起义”失败后,国民党军队和当地民团在骆家坝、私渡河、廷水一带,反复“清乡”,大肆搜捕共产党员和起义人员,党员和积极分子纷纷转入地下,各农民武装力量暂时分散隐蔽。193210月,红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根据地,向陕南川北转移,12月进入西乡后,共产党员程子文(又名程德章)根据中共陕南特委的指示,在骆家坝将隐蔽在当地的红军游击队员重新组织起来,在红四方面军的帮助下,组织武装力量,很快发展了600多农民加入了革命队伍。陈宗山和陈明伦在廷水城固县的孙家坪一带,也组织了300多人的农民武装。193212月底,正式成立了“川陕边区游击队”,陈潜任政委,张正万任游击司令,程子文任政治部主任,总部驻扎在马儿岩。“红29军游击支队”成立后人员大量增加,队伍迅速壮大,急需武器装备。19332月上旬,陈潜去川北向红四方面军请求援助武器时,红四方面军总部任命陈潜为红29军军长,并给补充了一批枪支弹药。28日,陈潜返回了马儿岩驻地。此时,中共陕西省委任命的红29军政治委员李艮等一批领导骨干也相继到达西乡。 

  根据中共陕南特委1933年16日签署的《扩大西乡城固边新苏区,创造红29军的决议》精神,经过紧张的筹备工作,1933213(农历正月19),陈潜、李艮等在西乡县私渡河鸡公田(今私渡乡红安村红庙子)大院主持军政大会,以“川陕边区游击队”为基础,宣布正式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29军,军长陈潜,政委李艮,政治部主任程子文,盂芳洲负责军部日常事务和地方苏维埃工作。军下面设第一师,师长关云一。师下属两个团:第斗团(番号224),刘绪金任团长,王国民任副团长,孟芳洲兼任团政委(后由杜润滋继任),将原9个游击队改编为一、三、五,七、九连。一连连长黄朝汉,三连连长张登祥,五连连长张太安,七连连长张大银,九连连长谭贤云。第二团(番号226)储茂章(紫阳人)任团长,李金(镇巴县人又名李香庭)任副团长,陈宗山任团政委。第二团,编了两个营,第一营营长曾云峰,副团长张志仁,下属四个连,一连连长廖祥云,二连连长王兴发,三连连长邓茂发、四连连长李毓兴。第二营营长黄乐丰,下属三个连,五连连长贫国福,六连连长何定才,七连连长王国才。不久,在政治部和二营帮助下,城固孙家坪将第二游击中队改编为第三营,营长刘文豪(又名刘印川),下属三个连,八连连长訾天祥,九连连长葛青云,十连连长代宣荣。同时将少先队改为教导大队,有队员30多人,队长黄朝海,副队长何发义,白耀庭负责教学工作,培养军事干部。当时,全军共有1300百余人,有长短枪200余支,手榴弹30颗,土枪200多支,马刀,梭镖800多件。部队分驻在西乡的廷水、罗家坪、南瓜蝙、私渡河、鸡公田,张家坝、何家沟、安沟及城固县的孙家坪、五里坝、五台寺,邱家山等地,军部驻马儿岩,政治部驻高屋基,教导大队驻在尹家岩。改编后的军部设有参谋和秘书数人,一部分连队配奋了指导员和教练员,还有一个直属赤卫队。 

  从“川陕边区游击队”成立到“红二十九军”,在短短的几个月时间里,红军在党的领导下,紧紧依靠劳苦群众,运用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击溃了白军三次对根据地的进攻。在钟家沟、骆家坝的战斗中,捉获白军士兵数10人,缴获步10余支。同时镇压了罪大恶极的国民党常备团长兼地方税收承办刘富孝、团头刘传星。1933年农历2月初,敌军驻城固孙家坪的一个连,四处敲诈勒索,祸害当地人民。陈潜闻汛后,与程子文、刘绪金等率领200多人,赶到孙家坪对敌作战。正在对农民勒索粮款的王志远部队的一个连,见势不妙,不敢应战,仓慌逃遁,我军跟踪追击五里后撤回。这次战斗,打死催粮委员二人,缴获手榴弹100余颗,子弹500多发,马刀30多把,被服31件,战马2匹,夺回稻谷20余石,发还劳苦农民,群众放鞭炮欢庆胜利。210日,红29军一个连,在红四方面军1029团政委杜益得率领一个营的配合下,进攻驻在峡口国民党严沛霖部的一个营和一个机枪连。当我军行至贯子山时,敌人闻风逃窜,我军追至柳树店返回。这次追击战中,缴获敌人被服80余件,手榴弹一部分,烧毁敌军哨棚10余处。抓住两个土豪,就地镇压。 同月16日,敌军一个营,从峡口、贯子山向我军偷袭,红29军一个排抗敌于棋盘梁,用边阻击边转移的办法,诱敌深入骆家坝,红29军后援部队赶到,狠狠打击,敌军伤亡数人。从“川陕边区游击队”建立到红29军成立期间,在陈潜的领导下,以劣等装备和少数兵力,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与国民党正规军及反动民团进行了大小战斗20多次,其中有6次战斗创造了以弱胜强的范例,粉碎了敌人6次围剿,歼敌130多人,俘敌20多人,瓦解敌军200多名。红29军的游击区南到四川通江县边境,北到城固县五堵门,牵制了敌人一个正规旅的兵力,支援了川北红四方面军开辟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红二十九军成立后,积极开展武装斗争,队伍迅速壮大,引起反动政府的极度恐慌。1933年41日,国民党反动派和红29军内部叛徒张正万等内外勾结,发动了震惊陕南的“马儿岩反革命事变”,46日,陈浅伦被俘,47日,被叛匪杀害于骆家坝镇磨子坪。19335月底,中共陕西省委在西安黑虎巷小学举行追悼会,悼念红29军死难烈士,省委组织部秘书陈建文报告了陈浅伦、李艮、杜润滋、孟芳洲等烈士的事迹。 

  红二十九军的失败及革命根据地的破坏,使西乡革命力量暂受挫折,但党领导西乡人民的革命事业,却激励着无数革命志士前赴后继,不断奋进,继续与国民党反动势力进行顽强斗争,直到迎来西乡及全国人民的彻底解放。(李玉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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