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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南党组织及人民对川陕革命根据地建立所作的贡献
文章来源:       发布时间: 2017-07-28       

  

  80多年前,徐向前、李先念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率领红四方面军将士挥师川陕,和川陕边人民群众团结奋斗共同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经过近一年的艰苦奋战,根据地面积扩大到4.2万平方公里,人口近600万,建立了24个县(市)级苏维埃政权,红军由不足15000人扩大到80000余人,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第二大区域”,“在争取苏维埃新中国伟大战斗中具有非常巨大的作用和意义。” 陕西汉中的镇巴、西乡、南郑、勉县、宁强等五个县是川陕根据地陕南苏区的主要组成部分。

  1932年冬,红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西征,11月初到达鄂豫陕交界的南化塘,国民党追军从东、南、北三面合围红军,红军放弃在南化塘建立根据地的计划,奔向漫川关,出秦岭,据汉中,在汉中建立革命根据地。12月9日,两越秦岭,抵达城固小河口,得到陕南人民的热烈欢迎和大力支持。在红军战胜敌人,解放川陕大片地区,建立川陕革命根据地方面,汉中党组织及人民做出了巨大贡献。

  一、热烈欢迎红军,积极支援红军

  红四方面军西征进入关中平原后,陕西省委召开紧急会议,研究红四方面军入陕以后的政治形势和新的斗争。通过了在西安城内积极发动经济斗争,组织政治罢工,准备武装暴动,与红四方面军、红二十六军会师西安的主张。会议决定以陕西省委名义发出《欢迎红四方面军来陕》的宣言,号召工农群众罢工罢课罢教,组织革命武装,以实际行动欢迎红四方面军来陕。

  12月初,陕南特委接到陕西省委通知:红四方面军将来到汉中地区,特委一方面动员汉中学联为红四方军募捐衣物,另一方面分别通知各地党组织作好欢迎红四方面军的准备。12月3日,学联借为东北义勇军募捐为名,在文庙组织游艺后,通过爱国商人,推销游艺会门票。南郑县中的反动校长彭俊卿接受国民党县党部的指使,纠集十余名反动学生捣乱会场,引起殴斗,反动学生被赶走。4日,学联召集中小学生近千人,派代表前往县中质问彭俊卿,彭理屈词穷,学生们怒不可遏,将彭俊卿推倒在地,打了一顿,直到伪绥靖司令部派来执法队镇压,才把学生冲散,事情发生后,当局极为恐慌,出动军警进行搜捕,县中校长周彬如、五中校长易厚庵(均为共产党员)及20多名学生被捕。对当时学生的斗争,《大公报》曾载文报道:在红四方面军进军至汉中北山一带时,“此间(指汉中)各省立学生,顿现紧张,闻中共教员某乘机宣传,学生中并有印发传单标语者。”

  12月9日,红四方面军到达城固小河口,并在这里召开了著名的小河口会议,在文川、小河口、双溪一带领导党的工作和农民运动的张仁俊、田文举率领共产党员和学生到小河口欢迎红军,向红四方面军报告了城固的敌情和敌军部署情况,并由非常熟悉北山一带地形的田文举担任行向导。红军绕道出火焰山口、毕家河口,两面抄了敌人的后路,东西夹攻。由于红军的神速和英勇,还未等敌人的火力发射时,那些炮手、机枪手就当了俘虏,不到两个小时的激烈战斗,就把敌军一0一、一0二两个团打个落花流水,并缴获了迫击炮两门、机枪四挺,步枪600余支。红军当晚在升仙村宿营。接着红军在许家庙、西原公等地地住了一天一夜。10日,陕南特委派王燮 、胡哲到许家庙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联系,总政治部发给120余支枪和部分经费,徐向前给他们讲了话,并派十多名干部和战士在升仙村帮助建立了“中国工农红军陕南第一游击大队”。

  自从张国焘放弃鄂豫皖根据地后,红四方面军不得不从湖北经河南转战到陕西,两度翻越秦岭,到汉中地区,行程已达3000多里。一路上,前有阻敌,后有追兵,红军指战员浴血奋战,且战且走,艰苦奋战。所以在出北山之前,“唯汉中平原是盼。抵小河口后见大米,屋内宿,更喜欢。”又受到陕南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军心大振。12日,红四方面军在上元观召开党团活动分子大会,对西征途中的减员和群众纪律问题进行了讨论。陕南特委派王燮,城固县委派孙桂芬、杨盛诩,洋县县委派牟心钊参加了会议。城固县委还派了三名党团员充当四方面军的行军向导。在此期间,陕西省委派陕南军委的雷茂同志到上元观和红四方面军接头,根据红军的需要,陕南军委随即送去一批急需的军用地图,对红四方面军以后的行军和战斗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红军来到汉中地区,使这里的党组织和广大人民群众受到很大的鼓舞。他们积极行动起来,配合和支援红军。陕南特委运用多种形式,开展宣传鼓动工作,使红军入汉的喜讯,像春雷滚动,迅速传遍全区,成为激励人民群众革命热情的巨大力量。

  12月11日,陕南特委派程子文到西乡骆家坝、汪家坪一带发动群众,并将原来隐蔽下来的游击队员组织起来,欢迎红四方面军。14日,程子文和陈泰安到钟家沟与红四方面军政治部联系,领得长短枪,子弹各若干。17日,陈浅伦赶到西乡,在红四方面军帮助下将原来分散的游击队重新集结起来,成立了川陕边区游击队。1933年1月6日,陕南特委作出《扩大西乡、城固边新苏区,创建红二十九军的决议》,建立红二十九军,以及第二、第三、第九、第十三游击队,由陈浅伦任军长,李垦任政委,他们以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广泛开展游击战争,主动袭击敌人,惩办土豪劣伸,建立以马儿岩为中心的根据地,在西乡、城固边开辟出面积达四百多平方公里的游击区。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军、地方民团和土匪武装,为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做出了可贵的贡献。

  红四方面军在西乡休整了约十天,在钟家沟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议,决定了进军川北的战略方针,随即挥师南下,经镇巴永乐至通江两河口解放了通南巴。

  二、开辟红色交通线,与陕军达成互不侵犯协定

  红四方面军解放通江、南江、巴中大片土地以后,在北邻的陕南地区的国民党部队主要是杨虎城部的三十八军(军长孙蔚如),另外还有蒋介石的嫡系胡宗南部驻在南郑、城固境内(后来,其部分部队移驻西乡),刘茂恩部驻在西乡、洋县境内,肖之楚部驻在石泉、汉阴境内。陕军与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之间矛盾很深。在此情况下,争取陕军中立,达成互不侵犯协定,并利用与陕军的统战关系,保证红军军用物资和粮食的供应,是十分必要的。当时,孙蔚如向杨虎城“请示方针。杨当时考虑到孙军如和红军打起来,双方都会有损失,不论损失属于那一方面,都是蒋介石所喜欢的。最好是互相取得默契,根本不打”。“在蒋介石威胁之下不能不打时,作出打的姿态来应付,作假战报。”

  1933年3月,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派驻西安的地下党组织负责人王佑民,时任西安绥靖公署宣传科长兼《西北文化日报》总编、党在西安的地下组织负责人之一宋绮云,向当时任十七路军三十八军参谋的武志平(中共地下党员)传达了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特科”的指示:一利用武志平在十七路军的公开职务和社会关系,为党收集情报,如作战计划、各种信号、口令、电报密码、军用地图、敌军的兵种、兵力;指挥官的姓名、简历、信仰、嗜好、政治态度以及他们与蒋介石和友邻部队之间的关系等等。二、利用十七路军在陕南与红四方面军直接敌对的形势,通过可靠的关系建议杨不要和红军冲突为蒋介石打天下,并设法创造机会秘密建立川陕苏区对外交通线,及时将军事情报直接送到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并将红军所急需的物资输送到川陕苏区,以解决红军缺乏物资的困难。三、利用白军内部的各种矛盾,争取杂牌部队坚守中立或在红军作战时采取消极态度,并利用各种关系,采取各种方式抓好兵运工作,鼓动白军暴动、哗变,携带武器向红军投诚。王佑民指出当时地下党的主要任务是利用敌人的内部矛盾,通过各种社会关系和方式在敌人内部,尤其是心脏部门进行工作,瓦解敌军以粉碎敌人的包围和封锁。王佑民一再叮嘱武志平:工作任务艰巨重大,必须主动、灵活、积极,当机立断地去完成。还约定了接关系的暗号和秘密联系方法。武志平在西安拟定了一个进行工作的筒要计划,立即得到了党组织的批准,很快就行动起来了。

  武志平首先通过著名民主人士、与杨虎城友谊很深的杜斌丞先生向杨虎城做工作。而杨虎城正好在觅求同地下共产党拉关系,双方意见基本一致。4月2日,武志平随孙蔚如由西安出发赴汉中,5月初接到杜斌丞来函,告知杨虎城将军已同和红四方面军进行友好联系,并同意由武志平承担联络任务。杨虎城给武志平的一封信,信中要武“佐理”三十八军军长孙蔚如“努力工作”,对红军联络事委托孙蔚如命令武去做。5月11到12日,武志平和孙蔚如进行了两次长时间的谈话,孙决定由武到川北与红四方面军联系,并由武志平代孙蔚如起草了“绫书”。13日,武志平即化装成红十字会人员向川北进发,到达川陕边碑坝后,首先与傅钟同志会晤,24日又到苦草坝与曾中生等同志交谈。武志平将蒋军密码,军用地图信号等交给了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红四方面军当即决定派红四方面军参谋主任徐以新为代表随武志平入汉中与孙蔚如联系商谈停战议和、共同抗日的问题,并指示武志平为苏区提供无线电器材、医药、医疗器械、汽油等急需物资。徐以新和武志平5月27日自苦草坝出发,31日到达汉中。6月1日,徐以新与孙蔚如在汉中建设巷王宗山处会谈,初步议定:互不侵犯,共同抗日。通过这一段工作,在汉中到苏区沿途设有马桑坝、凉水井、碑坝三个交通站;在华林坪、南马山、回军坝、马桑坝和汉中的么二拐设了六个联络点。同时,从分水岭、孤云山、海神湾的深山老林中开辟了一条交通复线。与此同时红四方面军派总后勤部负责人郑义斋同志常驻碑坝,设立专门机构,接转物资。

  6月24日,徐、武两人第二次到汉中和孙蔚如会谈,正式达成了互不侵犯、共同抗日的协议。

  由于互不侵犯协议的达成,“减轻了红军对陕南方面的顾虑,得以集中全力对付四川之敌,对根据地的巩固和以后的对敌斗争,都起了积极作用” 。

  武志平回忆说,因为孙蔚如部“守中立,就意味东起镇巴,西到宁强碗蜒五六百里的战线,可以避免大的战斗,红军就能集中力量打击最主要的敌人,还可以利用这种关系建立根据地对外的交通线,从而打破蒋介石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

  1934年1月,武志平从得到的情报中获悉,蒋介石方面已大约知道了杨虎城和红四方面军有秘密联系的事,胡宗南也派其特务头子胡抱一到汉中活动,名为联络员,实则侦察孙蔚如与红军的关系。武志平深恐孙突然改变态度,对红军北线进行突袭,便去通江红四方面军总部报告了以上情况。总部决定派红三十一军政治部副主任黄超去汉中见孙蔚如,以消除对方的动摇心理,执行互不侵犯诺言。黄超于1月14日到达汉中与孙商谈,基本上达到了上述目的。

  1934年5月,孙蔚如又派胡光远(地下党员)去川北,同红军商谈联合对付胡宗南问题,“提到的条件是共同解决胡宗南,红四方面军经济粮饷子弹由他接济。因红四方面军不表示去甘肃,且提出先恢复商业关系,后来孙又得到红四方面军进攻汉中的计划,谈判遂停”。

  以刘湘为首的四川军阀对川陕革命根据地进行六路围攻时,从南郑通往川陕苏区的红色交通线受到很大压力,若不另开通道,苏区的物资、情报供应将会中断。武志平在徐以新、张汉民、张德生等同志帮助下,利用各种条件,进行艰苦工作,又开辟出东线红色交通线。它是以西乡沙河坎为起点,经堰口、罗镇坝、杨家河、洪水龄、拴马岭、九打杵、高脚洞、韩婆垭、观音庙、渔渡坝,滚龙坡至万源为主线,以镇巴简池到渔渡坝为辅线。这条线的开辟,对我红军反六路围攻的战斗起了不少作用。

  红色交通线从1933年一直坚持到1935年陕南战役以后,对川陕革命根据地作出了重大贡献。

  三、武装斗争,保卫川陕革命根据地,踊跃支前、参军

  1933年12月20日,陕南特委发出题为:《为欢迎红四方面军,发动群众斗争,开展游击运动,创造汉南新苏区》的紧急通知,通知要求:“抓紧目前群众切身要求,在领导群众斗争与红四方面军配合上建立西乡、城固、洋县、褒城、勉县、南郑、宁强新苏区。在目前白军为要围剿红军,十二万分的加强对各地工农劳苦群众剥削,到处都是收捐税的差役委员,必须坚持领导群众抗捐税杀差役委员、杀土豪地主斗争,动员雇农、贫农分配豪绅地主粮食、土地,游击队积极解除豪绅地主武装,组织攻击白军小部队,破坏敌人交通运输,抢夺敌粮秣,配合红四方面军事行动,成立革命委员会,公布苏维埃各种法令,执行临时政权,为欢迎红四军,为创造陕南新苏区而斗争”。在川陕草命根据地时期,在红四方面军的帮助下,陕南特委先后组成陕南第一游击大队、红二十九军,红二十九军第二游击大队、第三游击大队、华阳游击队,在各县还组织起红二十九军第七、第十、第十一击大队,以武装斗争保卫了川陕革命根据地,牵制住敌人陕南的胡宗南,刘茂恩,肖之楚部,使之不敢南下入川,为红四方面军赢得了战机,守住了川陕北大门。

  1935年2月3日,红四方面军发动陕南战役,2月4攻占宁强,同日攻下阳平关;2月9日攻占勉县,随即围攻褒城,前锋部队抵汉中城郊。红军所到之处,陕南革命人民欢欣鼓舞,积极参加游击队,踊跃支前、参军和配合作战。在宁强成立了“县游击队两个,65人;区游击队六个,137人,乡游击队31个,698人;村游击队18个,254人”。“阳平游击队曾组织群众四五十人,往四川李家坝运食盐、大米,最后组织四五十人的骡马队运粮食、食盐,供应红军。又如唐家坝游击队领导60余人,经常到山寨打土豪劣绅和反动民团,先后在大竹坝、流水洞、王家岩、娘娘庙与民团作战三次,围住民团团头李福清等二人,迫使民团队长杨文全跳岩自杀。在漏风垭,配合红军六七百人与敌伪中央军第一师一团作战三天三夜。打退了敌人的追击和围剿。……阳平游击队30余人……追随红军赶到四川,配合红军解放了江油县,游击队全部参加了红军”。“二郎坝一支游击队在杜大邦、杜大琨的领导下,当红军走后,坚持了敌后游击战斗两年零两个月。”

  红四方面军在勉县住时,将勉县原红二十九军第三击大队及当地其他游击队战斗员和菜园子的学生组织起来,编成一个团,为红四方面军独立师第二团,在3月初随红四方面军西征。红四方面军1935年3月初离宁西征,当时大部分游击队参加红四方面军随军西征,据不完全统计有600多人。宋风仙新婚不久随同丈夫一道参加了红军,成为勉县籍第一个红军女战士。

  1935年2月13日(农历正月初十),红四方面军一部进军到(南郑县)新集,重新组成“中共南郑县委员会”,陈小屏被选为县委委员,并成立了县独立团,任命陈小屏为政委,周家坪、协税成立了独立营。红军撒离新集,南郑县独立团编入红四方面军驻新集部队北上。

  1935年红四方面军离开川陕苏区长征以后,陕南党组织和陕南人民遭到敌人的镇压和迫害。据镇巴等四县的调查,在1932年12月底至1936年期间,苏区竟有1651名干部和群众被敌在“清乡”中杀害。红江县坝溪区,有996名干部群众被杀。褒城县县长孙宗复在褒城屠杀了120余人,在勉县一天之内杀害了37人。兼任宁强县县长的胡宗南部国民党特别党部政治指导员刘时荣,在全县杀了170人。阳平关的反动民团头子席建斌等,仅在木瓜树乡一地就杀害了13人。反动派残杀革命者,采用“铡脑壳”、“挖心肝”、“剜眼睛”、“割舌头”、“点天灯”、“上刀山”、“背火笼”、“穿锁子骨”等酷刑,无所不用其极。但是陕南的人民并没有被反动派的淫威所吓倒,继续顽强地与敌进行斗争。红军在陕南地区撒下的革命火种始终未灭。宁强县二郎坝区苏委员杜大邦、杨文元等重新建起游击队,很快发展到30多人,运用游击战术,同反动民团进行战斗,一直坚持斗争到1937年春。南郑县黄官区的200多名游击队员参加了红四方面军留下的川陕边的“巴山游击队”,在大巴山区继续英勇战斗,一直坚持斗争到1941年春。抗日战争开始后,在党的领导下,陕南又一次形成抗日救亡的革命高潮,在解放战争时期,陕南地下党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继续坚持斗争,终于迎来了陕南地区的解放。

  参考资料:

  1.《川陕革命根据地陕南苏区》

  2.陈昌浩《红四方面军英勇斗争史略》

  3.汉中市档案局党史资料026卷

  4.《杨虎城传》

  5.《陕南苏区的怀念》

  6.张德生《汉中工作报告提纲的补充》1934年8月9日

  7.《川陕红色交通线的始末》

  8.《中国共产党汉中历史》

  9.宁强县委党史研究室《红军在宁强地区的活动情况》

  10.《中国共产党勉县革命斗争史》

  (作者:中共汉中市委党史研究室 潘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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