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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中党史上的十二个“第一”
文章来源:       发布时间: 2017-08-03       

  汉中,不但历史悠久,曾几度辉煌,独领风骚,而且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汉中人民为追求革命理想和实现奋斗目标,进行了可歌可泣的革命斗争,为中国革命胜利和汉中解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其中在汉中党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就有十二个“第一”:

  一.第一位中共党员。在中国共产党汉中历史上,第一位共产党员是刘秉钧。刘秉钧,又名刘平衡,汉中市城固县上元观镇人,1919年春,考入北京师范大学附设一中,参加了“五四”运动;1922年考入上海南方大学,1923年参与组建了汉中旅沪同学会,主编《汉钟》杂志。1923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汉中党史上第一位中共党员。1924年转入上海文治大学,1925年当选为文治大学学生会主席,领导该校学生参加了“五三0”运动。1926年12月当选为中共上海法租界党员代表,1927年2月任中共上海区法租界部委书记,领导法租界工人、学生和市民参加了周恩来领导的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任中共上海法南区委首任书记,是陈云的前任(陈云是第四任书记);同年9月当选为中共江苏省委候补委员兼上海法南区委书记。10月,因叛徒告密而被捕,党组织多方营救未果。1931年4月,被敌人折磨惨死于狱中,年仅30岁。

  二.第一个中共党组织。汉中第一个中共党组织是中共宁强县大安小组,成立于1927年2月,是陈锦章主持成立的。陈锦章,汉中市宁强县大安镇人,1923年考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次年转入上海艺术大学。1924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在中共沪西小组负责宣传工作。1926年8月,同汉中籍党员孙绍亭、尚辛友一起回到汉中,应邀在宁强县大安小学当教师。1927年2月,陈锦章在充分准备的基础上发展进步青年何蔚然、陈文华加入中国共产党,同时成立了汉中历史上第一个中共党组织——中共宁强县大安小组,陈锦章任组长。随后,陈锦章又发展进步青年张德章入党。大安小组成立后,积极宣传进步思想,报道北伐战争胜利的消息。同年11月,中共宁强支部在县城金家坪成立,陈锦章转入宁强支部,负责学运工作,并创办了光华复习学校,大安小组的活动逐步停止了。

  

陈锦章

  三.第一届中共陕南特委。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一批汉中籍的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陆续从外地回到汉中,到1927年9月达到30多名。1927年10月19日,中共陕西省委制定了《陕南工作大纲》,决定将陕南的汉中、安康划分为一个区域,设立中共陕南特别委员会(简称中共陕南特委),负责建立党的组织,领导人民开展革命斗争,并任命刘甲三为陕南特委书记、易厚安为组织委员、陈俞廷为宣传委员。刘甲三(宁强县人,1926年8月入党,时任青年团陕西省委候补委员)、陈俞廷(城固县人,1924年入党,时任中共延安地方执委会宣传委员)随即回到汉中开始了建党工作。从1927年11月至1928年3月,先后建立了中共南郑县、宁强县支部和城固党团小组,贯彻执行党中央“八七”会议精神,积极动员和组织学生、农民开展斗争。1928年3月,国民党汉中当局通缉并搜捕刘甲三、陈俞廷、陈锦章等共产党员。刘甲三组织人员营救已被捕的陈锦章越狱后,一同逃往四川。

  四.秋收起义失败后第一个跟随毛泽东上井冈山、为建立中国革命第一块根据地做出重要贡献的汉中人。这个人就是何挺颖。何挺颖,汉中市南郑县汉山镇人,1925年考入上海大同大学数学系,参加过“五三0”运动,随后转入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同年12月,经刘秉钧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7月,党组织派何挺颖到李品仙任总指挥的国民革命军第八军担任团指导员,并随该军参加了北伐战争。大革命失败后,党组织派何挺颖到武汉国民政府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担任干部连党代表。随后,奉中共中央军委命令参加南昌起义,因延误了时间未能赶上。1927年9月,何挺颖随部队开往江西修水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秋收起义,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一连党代表。

  

何挺颖

  1927年9月29日,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失败后不足千人的部队到达江西永新县三湾村。由于多次受挫,起义部队伤亡较大,逃跑较多,何挺颖坚定地站在毛泽东一边,对部队进行了三湾改编。在改编过程中,由于缩师为团,职位减少,富余干部很多,而何挺颖却从连党代表提拔到营级干部的岗位上,担任改编后的工农革命军三营党代表。作为营党代表,何挺颖在向井冈山的进军中积极协助毛泽东加强红军的政治建设,全力推进“支部建在连上”等项建军思想的落实,为纯洁和巩固部队做出了突出贡献。1928年3月,因何挺颖的才干和出色工作而被任命为第一师党委书记(毛泽东任师长),成为毛泽东工作上的直接搭档。朱德和毛泽东井冈山会师后,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下辖红十、十一、十二师,何挺颖担任红十一师党代表兼红三十一团党代表(当时罗荣桓任该团三营党代表)。随后,他率部参加了攻打龙源口、围攻永新县城等战斗。同年8月,在著名的黄洋界保卫战中,何挺颖与团长朱云卿一起指挥不足一个营的兵力,凭险抵抗,击溃了湘赣国民党四个团的轮番进攻,胜利地保卫了井冈山根据地。这年10月,何挺颖在中共湘赣边界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边界特委委员。同年11月,调任红二十八团党代表(林彪是团长)。1929年1月14日,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向赣南进军。1月24日,在江西大庾岭同敌人作战中受重伤。1月28日,因又遭敌人袭击而壮烈牺牲,年仅24岁。

  五.第一个党的宣传工作负责人。在汉中党史上,第一个党的宣传工作负责人是陈俞廷。陈俞廷,汉中市城固县博望镇人,又名陈咨,1921年考入北京燕京大学,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大学毕业后被中共北方区委派到肤施(现在的延安)第四中学以教书为掩护开展党的工作,曾任中共肤施特别支部委员,中共肤施地方执委会委员,县委宣传委员。1927年10月,中共陕西省委派陈俞廷回汉中,担任中共陕南特委宣传委员。他以城固中学教师身份为掩护,秘密联络党团员,于1928年2月成立了中共城固党团小组,并任组长。1928年3月被敌人逮捕,后保释出狱。尔后他继续到城固中学任教,同年9月,秘密建立了中共城固特别支部,任书记。这期间,他主持翻印了《独秀文存》、《伊里奇辩证法》、《社会发展简史》、《共产主义浅说》等进步书籍,并翻译了一部分马克思的《资本论》。由于长期劳累,又被敌逮捕入狱,身体备受摧残,1929年7月病逝,年仅28岁。

  六.第一个从事农运工作、领导农民运动的汉中人。在汉中党史上,最早从事农民运动工作的人是王述绩。王述绩,汉中市宁强县城关镇人,1924年考入上海大学,不久被中共上海大学党组织接受为共产党员。1926年1月,党组织选派王述绩去广州参加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这届讲习所由毛泽东主讲,王述绩聆听了毛泽东、彭湃、李立三等革命家的讲课,考察了海陆丰农民运动。1927年3月回到陕西,被中共陕西省委派到渭南华县、华阴一带领导农民运动。同年6月,当选为陕西农民协会执行委员会委员。在他的领导下,华县成立了县农协一个、区农协八个、村农协324个,农民协会会员达到5100名。1928年5月,王述绩参加刘志丹领导的渭华暴动。起义失败后转移回到宁强从事地下活动。1930年10月,组建中共宁强县委,任书记,11月被选为中共陕南特委委员。1933年王述绩赴川北参加了红四方面军,1935年3月参加了长征,牺牲在长征路上,年仅29岁。

  七.第一个党的机关刊物——《前驱》。1930年11月,中共陕南特委在汉中创办了党的机关刊物——《前驱》。这份党刊由特委委员陈文华负责,黄勉初、杨韶秀编辑,以省立第五师范学校学生会的名义出版发行的周刊。《前驱》旗帜鲜明地号召青年学生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参加实际斗争,彻底打倒帝国主义,推翻封建势力,砸毁万恶的旧社会,追求光明进步。该刊物连续出刊十多期后被国民党汉中当局查封,后改名为《追求》,刊物继续出版。除此刊物外,中共陕南特委于1933年3月还出版过《陕南红旗》机关刊物、

  八.第一支党领导建立的红军武装。在中共陕西省委领导和红四方面军指导下,1933年2月13日,中共陕南特委在西乡县私渡镇红安村召开军政大会,宣布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九军,陈浅伦任军长、李艮任政委,全军下辖两个团,共2000余人。司令部后来设在西乡县骆家坝镇马儿岩村。在党的领导下,红二十九军建立后,一面武装农民,收编民团,扩大队伍,打土豪、分田地,创建苏维埃红色政权,解放穷苦大众;一面与国民党反动军队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2月23日,红二十九军夜袭私渡镇,打垮反动民团,镇压了大恶霸熊振川,人民群众拍手称快;3月5日,与红四方面军一部夹击敌军在峡口镇的一个营,敌人闻风而逃,红军从贯子山一直追到柳树店,缴获甚多;3月10日,敌军夜袭报复,红二十九军拒敌于钟家沟棋盘梁,且战且退,诱敌深入骆家坝的安沟后进行围歼,消灭敌人20多人,余敌狼狈败回峡口......4月1日,隐藏在红军内部的神团头目张正万利用红二十九军主力外出作战之机发动叛乱,包围并袭击正在马儿岩开会的军部会场。与会人员听到枪声立即反击,终因寡不敌众,除军长陈浅伦和政委李艮突围外,军政治部主任程子文等60多名干部、战士先后壮烈牺牲。4月6日,陈浅伦、李艮在磨子坪因坏人告密而落入敌手,被残忍地杀害。紧接着,敌人对苏区进行了“清乡”行动,红二十九军随之解体。历史上将这次变故称为“马儿岩事变”。这次事变后,中共陕南特委坚持红二十九军旗帜不倒,先后建立了八支红二十九军游击大队(即第一、二、三、四、五、七、十、十三游击大队)。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九军是中共陕南特委领导的、在汉中本土孕育的红军,虽然只存在了47天,但进行大小战斗22次,沉重打击了西乡、城固等地的国民党反动政府,陈浅伦、李艮等烈士们的鲜血唤醒了汉中人民,点燃了更加猛烈的革命火焰。

  九.第一块党领导建立的红色政权。伴随着红二十九军的建立,中共陕南特委按照党中央制定的《苏维埃政府组织法》规定,加强革命根据地建设,于1933年3月中旬正式成立了西乡、城固边区苏维埃政府,孟芳洲任政府主席,政府机关设在马儿岩。西乡、城固边区苏维埃政府是县级红色政权,下辖张家坝、红庙河、罗家坪、何家沟、安沟、尹家岩、让水田、八海坪、五里坝、孙家坪十个乡苏维埃政府,面积达350平方公里。每个苏维埃政府都设有主席和内务、土地、粮食、经济、劳动、调查、文教、宣传委员,还设有儿童团和妇女会,并直辖一个赤卫队(约二三十人)。赤卫队负责地方治安工作,并协助红军捕捉土豪劣绅。

  西乡、城固边区苏维埃政府是中共陕南特委领导建立的、汉中境内第一块红色政权。在红二十九军密切配合下,边区苏维埃政府积极领导群众开展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革命活动和根据地建设。先后镇压了刘传星(民团团总)、刘沛然(民团团总)和熊振川(曾任白水县、朝邑县县长)等民愤极大的地方恶霸以及封建劣绅32人,这些恶霸都是经过群众大会公审后处决的。这样做,既打击了恶霸势力,又提高了农民群众的政治觉悟。在此基础上,各级苏维埃政府积极领导群众将地主的土地、粮食和浮财分给贫苦农民。据资料介绍,西乡、城固边区苏维埃政府在短短的不到一个月内共没收、分配地主的田地1800多亩、粮食1200多石,并废除了农民欠地主豪绅的所有债务。苏区人民欢欣鼓舞,奔走相告,积极支援红军,革命热情高涨。“马儿岩事变”后,西乡、城固边区革命根据地遭到破坏,苏维埃政府主席孟芳洲壮烈牺牲。

  十.第一个乡镇党组织。在汉中党史上,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立的第一个乡镇党组织是镇巴县境内的核桃树乡党支部。1933年4月,红四方面军七十三师(师长王树声)二一九团三营驻扎在核桃树乡,红军在广泛发动群众积极发展党员的基础上,建立了核桃树乡党支部(现在的镇巴县永乐镇),李俊连任书记,有党员20多名,隶属于中共川陕省赤北县委。该乡党支部建立后,积极协助红军打击敌人,并成立了核桃树乡苏维埃政府,王在南任政府主席,下辖白阳、核桃树、天池寺、光辉、大竹五个村苏维埃政府。1935年2月,核桃树乡党支部奉县委指示率领党员和政府工作人员随红军参加了长征。1990年10月,镇巴县在原址修建了核桃树乡党支部纪念碑,请符先辉将军(镇巴县简池人,曾任二炮副司令员)亲笔题了字。

  十一.中共陕南特委协助建立的第一条川陕红色交通线。1932年底,红四方面军从鄂豫皖转战到达四川北部,建立了川陕革命根据地。蒋介石命令四川军阀刘湘、田颂尧部和陕西杨虎城十七路军南北合力夹击红军,并调嫡系胡宗南部队移防陕甘,监视川陕军队的动向。杨虎城为了避免与红军作战两败俱伤,遂与好友杜斌丞和驻防汉中的十七路军第三十八军军长孙蔚如商议,决定与红四方面军在陕南密约谅解,互不侵犯。随后,孙蔚如派三十八军少校参谋武志平(中共地下党员)为全权代表与红四方面军和谈。1933年5月13日,武志平带着孙蔚如给红军的绢书和西北军使用的密电码,以及川陕甘三省的军用地图等,化装成红十字会的人员,从汉中城南的幺二拐出发,经南郑县的大河坎、卢家沟、牟家坝、青石关、马桑坝、回军坝、凉水井、西河口、碑坝,历时十天才到达川北两河口苏区,与红四方面军接上头。这期间,武志平避开大路,走荒径、穿密林、攀绝壁,机智勇敢地应对土匪打劫和青红帮盘查,成功地将军用地图、密电码和孙蔚如亲笔写的绢书等交给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张国焘、徐向前等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十分重视,多次接见武志平,并设宴为其洗尘,听取武志平对陕军情况的介绍。之后,专门派川陕省委参谋主任徐以新为代表,随武志平赴汉中与孙蔚如谈判。经数次恳商,双方于6月24日达成了以“巴山为界,互不侵犯,联共反蒋,共同抗日”为主要内容的“汉中协定”(又称巴山协定)。其后,为方便长期给红军供货和提供情报,武志平在中共陕南特委的积极协助下,先后11次往返川北,建立了北起南郑城(今汉台区伞铺街)、南止碑坝(川陕根据地北缘)近100公里的川陕红色交通线,沿途设有马桑坝、凉水井、碑坝三个交通站。随后,为了确保红色交通线的安全,武志平在中共陕南特委的协助下,又开辟了一条从南郑城,经城固县的二里镇、西乡县的罗镇、镇巴县的拴马岭、渔渡到四川万源的红色交通复线。

  

武志平

  川陕红色交通线持续了近两年时间,通过红色交通线,不但为红四方面军提供了密电码、军用地图、大功率电池、药品等大量军用物资和军事情报,使红军取得了反“六路围攻”的胜利,而且打通了中共中央、陕西省委。陕南特委与红四方面军、川陕革命根据地联系的通道,一大批领导干部如张德生、潘自力、杨珊、白跃卿等都是通过这条红色交通线进入川北苏区的,加强了红四方面军、川陕省委与陕南特委的共同对敌斗争,粉碎了蒋介石封锁和消灭红四方面军的阴谋,同时对团结友军、保存杨虎城部队的实力等,都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对国共双方来说,“汉中协定”是一次成功的统一战线合作实践,为三年后的西安事变奠定了基础,是西安事变的序幕和前奏。

  十二.代表陕北红军第一个迎接中央红军和毛泽东到吴起镇的汉中人。这个人就是龚逢春。龚逢春,汉中市城固县上元观镇人。1925年考入汉中联中,1927年初弃文投武,考入冯玉祥部队的军官学校,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冯玉祥“清党”,龚逢春因有进步倾向被迫离校。同年秋,考入陕西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后在城固县立高等小学任教。1930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冬经中共陕南特委书记贾拓夫介绍,先后到杨虎城部赵寿山旅一零二团和杨虎城驻洋县的警备第一旅以中尉文书的身份做掩护从事兵运工作。1933年春,龚逢春随警备第一旅到西安。之后不久,党组织又派他到耀县杨虎城部王泰吉骑兵团工作。在中共陕西省委策动下,骑兵团在耀县起义,组成“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王泰吉任总司令,龚逢春先后任该军政治部科长、政治部主任。后被反动武装围剿,作战失利,余部同刘志丹率领的红二十六军会合,龚逢春任该军四十二师政治部主任。1934年冬,调任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委员兼宣传部长,同刘志丹一起建设陕甘革命根据地。1935年秋,龚逢春任陕甘边区工农红军第二路游击队政委,活动在庆阳、环县、合水定边等地,配合主力部队不断打击和消灭敌人。

  

龚逢春

  19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长征到达吴起镇。正在“三边”一带指挥作战的龚逢春听到消息后,十分惊喜,立即代表陕北红军率先赶到吴起镇。党中央和毛泽东根据当地游击队负责人张明科的汇报,于10月22日凌晨接见了第一个陕北红军代表龚逢春。龚逢春把陕北“肃反”扩大化及当时陕甘边区和根据地红军发展情况向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做了如实汇报,并明确表示不应该逮捕刘志丹、习仲勋等领导人和红二十六军大批干部,请求中央抓紧解决“肃反”扩大化的问题。毛泽东非常重视龚逢春的汇报,当即下令“刀下留人”,“立即停止捕人、停止审查,所逮捕的干部全部交给中央处理”;马上派王首道、贾拓夫、李维汉同志携带电台,代表党中央前去瓦窑堡传达中央紧急指示,即刻释放了刘志丹、习仲勋等100多名受诬被捕的干部。并成立审查小组,调查肃反情况,迅速处理了肃反中的问题。这不但挽救了陕甘苏区的党和革命根据地,而且使中央红军在陕北站住了脚,龚逢春为此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正如他病逝后党中央写给他的悼词中说的:“1935年,毛主席领导的中央红军到达陕北时,龚逢春同志是第一个到吴起镇迎见毛主席的根据地领导干部,他向毛主席汇报了根据地的情况,揭露了王明机会主义路线所造成的恶果,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迅速纠正了王明路线对陕甘根据地的祸害,使陕甘苏区的党和革命根据地转危为安。”

  抗日战争时期,龚逢春先后担任晋察冀边区党委宣传部长、晋西北边区党委组织部长、宣传部长等职。解放战争中,先后担任晋绥分局宣传部长、组织部长和党校校长。1949年12月,随贺龙司令员指挥的第十八兵团南下入川。四川解放后,先后担任川西区党委第三书记、中共中央西南局组织部第一副部长、西南局党校党委书记兼校长。1963年10月,龚逢春调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被殴打致伤,“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平反,任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1978年12月病逝,终年70岁。龚逢春逝世后,邓小平、华国锋等党中央领导人分别送花圈并参加了追悼会。

  主要参考资料:

  《中国共产党汉中历史》(第一卷)陕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一版

  (作者:中共汉中市委党校党史党建副教授 李明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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