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西乡，大小军阀、贪官污史，土豪劣绅和抢劫成性的土匪，横行乡里，鱼肉人民。广大贫苦农民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民不聊生。自1927年到1931年，北洋系军阀吴新田的残部牛育椿，王三春、张发奎的残部王光宗和四川军阀刘存厚，谬震及土匪陈德三，高树臣、何智聪、吴之珍、石俊卿，杨军安、罗玉成、施惠卿，袁刚等30余股土匪，先后窜扰西乡境内。仅1930年盘据西乡称司令者就达10多股。当时群众说：“司令处处有，参谋满街走，副官比驴多，差役不如狗”。军阀、土匪所到之处，苛捐杂税，烧杀掳掠，，无恶不作，人民深受其害。牛育椿盘据西乡县城167天，勒索银币180多万元，耗掉粮食12000多石。土匪王三春在高川、五里坝一带，数月时间，就杀害妇孺五六百人，掳去青壮年一千多人，烧毁民房数百间。国民党军队赵风林、王志远，李崇山，严沛霖及刘茂恩65师、66师，先后移防西乡境内，搜刮了人民的大量钱财。地方政府和豪绅地主范鸣岐，穆星阶，任华卿则与军阀相互勾结，狼狈为奸，残酷的压榨贫苦农民。当时，他们摊派给农民头上的苛捐杂税就有田赋烟捐、壮丁费、电杆费、斗捐，马路费、被服捐等四十余种。田赋搞到四倍加征。除此之外，农民还要缴纳地租和受高利贷的盘剥，那时，地租高达土地总收入的百分之七十。贫苦农民长年累月的辛勤劳动，换来的却是衣不遮体，食不饱肚的痛苦生活。1929年，西乡遭大旱，广大受苦人民吃树皮和观音土，饿死和病死的就有五千多人，有的甚至被迫卖儿卖女，背井离乡。当时，住在骆家坝的30户农民，全部逃往川北，以求活命，酿成了民逃田荒，死骨遍野的悲惨局面。那时，在西乡县境流传的“军阀梳子梳，豪绅篦子篦，乡约团头刀子剃，催款委员来剥皮”这首歌谣，就是对西乡人民遭受国民党反动派残酷压榨的真实写照。 

　　在那暗无天日的年月里，广大贫苦农民实在无法生活，他们不满国民党军阀和土豪劣绅的统治，天天盼望着西乡早日解放。1932年10月，由陈浅伦等领导的，旨在最终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的“重阳起义”失败后，国民党军队和当地民团在骆家坝、私渡河、廷水一带，反复“清乡”，大肆搜捕共产党员和起义人员，党员和积极分子纷纷转入地下，各农民武装力量暂时分散隐蔽。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根据地，向陕南川北转移，12月进入西乡后，共产党员程子文(又名程德章)根据中共陕南特委的指示，在骆家坝将隐蔽在当地的红军游击队员重新组织起来，在红四方面军的帮助下，组织武装力量，很快发展了600多农民加入了革命队伍。陈宗山和陈明伦在廷水城固县的孙家坪一带，也组织了300多人的农民武装。1932年12月底，正式成立了“川陕边区游击队”，陈潜任政委，张正万任游击司令，程子文任政治部主任，总部驻扎在马儿岩。“红29军游击支队”成立后人员大量增加，队伍迅速壮大，急需武器装备。1933年2月上旬，陈潜去川北向红四方面军请求援助武器时，红四方面军总部任命陈潜为红29军军长，并给补充了一批枪支弹药。2月8日，陈潜返回了马儿岩驻地。此时，中共陕西省委任命的红29军政治委员李艮等一批领导骨干也相继到达西乡。 

　　根据中共陕南特委1933年1月6日签署的《扩大西乡城固边新苏区，创造红29军的决议》精神，经过紧张的筹备工作，1933年2月13日(农历正月19日)，陈潜、李艮等在西乡县私渡河鸡公田(今私渡乡红安村红庙子)大院主持军政大会，以“川陕边区游击队”为基础，宣布正式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29军，军长陈潜，政委李艮，政治部主任程子文，盂芳洲负责军部日常事务和地方苏维埃工作。军下面设第一师，师长关云一。师下属两个团：第斗团(番号224团)，刘绪金任团长，王国民任副团长，孟芳洲兼任团政委(后由杜润滋继任)，将原9个游击队改编为一、三、五，七、九连。一连连长黄朝汉，三连连长张登祥，五连连长张太安，七连连长张大银，九连连长谭贤云。第二团(番号226团)储茂章(紫阳人)任团长，李金(镇巴县人又名李香庭)任副团长，陈宗山任团政委。第二团，编了两个营，第一营营长曾云峰，副团长张志仁，下属四个连，一连连长廖祥云，二连连长王兴发，三连连长邓茂发、四连连长李毓兴。第二营营长黄乐丰，下属三个连，五连连长贫国福，六连连长何定才，七连连长王国才。不久，在政治部和二营帮助下，城固孙家坪将第二游击中队改编为第三营，营长刘文豪(又名刘印川)，下属三个连，八连连长訾天祥，九连连长葛青云，十连连长代宣荣。同时将少先队改为教导大队，有队员30多人，队长黄朝海，副队长何发义，白耀庭负责教学工作，培养军事干部。当时，全军共有1300百余人，有长短枪200余支，手榴弹30颗，土枪200多支，马刀，梭镖800多件。部队分驻在西乡的廷水、罗家坪、南瓜蝙、私渡河、鸡公田，张家坝、何家沟、安沟及城固县的孙家坪、五里坝、五台寺，邱家山等地，军部驻马儿岩，政治部驻高屋基，教导大队驻在尹家岩。改编后的军部设有参谋和秘书数人，一部分连队配奋了指导员和教练员，还有一个直属赤卫队。 

　　从“川陕边区游击队”成立到“红二十九军”，在短短的几个月时间里，红军在党的领导下，紧紧依靠劳苦群众，运用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击溃了白军三次对根据地的进攻。在钟家沟、骆家坝的战斗中，捉获白军士兵数10人，缴获步10余支。同时镇压了罪大恶极的国民党常备团长兼地方税收承办刘富孝、团头刘传星。1933年农历2月初，敌军驻城固孙家坪的一个连，四处敲诈勒索，祸害当地人民。陈潜闻汛后，与程子文、刘绪金等率领200多人，赶到孙家坪对敌作战。正在对农民勒索粮款的王志远部队的一个连，见势不妙，不敢应战，仓慌逃遁，我军跟踪追击五里后撤回。这次战斗，打死催粮委员二人，缴获手榴弹100余颗，子弹500多发，马刀30多把，被服31件，战马2匹，夺回稻谷20余石，发还劳苦农民，群众放鞭炮欢庆胜利。2月10日，红29军一个连，在红四方面军10师29团政委杜益得率领一个营的配合下，进攻驻在峡口国民党严沛霖部的一个营和一个机枪连。当我军行至贯子山时，敌人闻风逃窜，我军追至柳树店返回。这次追击战中，缴获敌人被服80余件，手榴弹一部分，烧毁敌军哨棚10余处。抓住两个土豪，就地镇压。 同月16日，敌军一个营，从峡口、贯子山向我军偷袭，红29军一个排抗敌于棋盘梁，用边阻击边转移的办法，诱敌深入骆家坝，红29军后援部队赶到，狠狠打击，敌军伤亡数人。从“川陕边区游击队”建立到红29军成立期间，在陈潜的领导下，以劣等装备和少数兵力，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与国民党正规军及反动民团进行了大小战斗20多次，其中有6次战斗创造了以弱胜强的范例，粉碎了敌人6次围剿，歼敌130多人，俘敌20多人，瓦解敌军200多名。红29军的游击区南到四川通江县边境，北到城固县五堵门，牵制了敌人一个正规旅的兵力，支援了川北红四方面军开辟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红二十九军成立后，积极开展武装斗争，队伍迅速壮大，引起反动政府的极度恐慌。1933年4月1日，国民党反动派和红29军内部叛徒张正万等内外勾结，发动了震惊陕南的“马儿岩反革命事变”，4月6日，陈浅伦被俘，4月7日，被叛匪杀害于骆家坝镇磨子坪。1933年5月底，中共陕西省委在西安黑虎巷小学举行追悼会，悼念红29军死难烈士，省委组织部秘书陈建文报告了陈浅伦、李艮、杜润滋、孟芳洲等烈士的事迹。 

　　红二十九军的失败及革命根据地的破坏，使西乡革命力量暂受挫折，但党领导西乡人民的革命事业，却激励着无数革命志士前赴后继，不断奋进，继续与国民党反动势力进行顽强斗争，直到迎来西乡及全国人民的彻底解放。(李玉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