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  洪  远②

　　川陕革命根据地，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党领导的重要根据地之一。从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到一九三五年三月，仅两年多的时间，就建立了纵横二十余县，面积二十余万平方里，人口七百余万的新根据地，正如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三四年一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指出的：“川陕苏区在争取苏维埃新中国伟大战斗中具有非常巨大的作用和意义。”

　　在那战火纷飞，硝烟弥漫的年代里，川陕边军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虽然那时主要战场是在川北，但陕南党和人民对红军的支援，对根据地的发展和反“围攻”战争的胜利，都作出了重大贡献。那时，我在川陕省委工作，并任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了解当时一些情况，亲眼看到陕南党和人民英勇斗争的情景。他们的崇高革命精神与英雄形象，一直铭刻在我的心里，他们无数可歌可泣的事迹，是我永远不能忘怀的。

　　（一）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红四方面军打破了国民党反动派重兵的围追堵截，从鄂豫皖翻越秦岭，抵达汉中盆地城固的升仙村、许家庙一带。城固县委立即动员起来，全力以赴，开展拥红运动，支援红军。城固党的工作中心在文川，当时有一个区委、三个支部，日以继夜地工作，主动向红四方面军总部介绍汉中地区情况，提供敌情；为红军筹集粮食，赶制鞋袜。那时文川有一千多亩桔园，还有部分晚桔挂在枝头，点缀得这块富饶的土地，更加绚丽多彩。自西征以来，红军战士第一次看到红桔，心情格外喜悦。但红军战士有高度的政治觉悟，严明的革命纪律，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谁也没摘一个桔子。人民群众第一次看到这样好的军队，争相传颂。红军以自己的模范行动，扩大了我党我军的政治影响，人民更加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红军，在很短的时间里，就结下了军民鱼水情，他们拎着一筐筐的红桔和鸡蛋，背着一袋袋粮食，敲锣打鼓，扶老携幼，慰劳红军。

　　红四方面军总部，决定从汉中、城固之间的柳林铺渡江。汉江河床较深，水流湍急，附近三个渡口既没有桥，又没有船(沿江船只都被敌人搞走了)，要渡江只有涉水。当时正值“三九”寒冬，城固桃花店党支部立即组织熟悉渡口和水性的党员与群众数百人，冒着严寒和危险，给红军当向导，带领和护送红军渡汉江。河道的水深水浅，那里能渡，那里不能渡，渡过去有没有敌人，地下党的同志都是一清二楚的，提供了不少情况，对部队顺利渡江起了重要作用。支部书记大公，从小给一个姓刘的地主当长工，身材高大，一副铮铮铁骨，他看见红四方面军中一些女同志，多数年纪比较小，如闵武慈、  陈英等同志只有十一、二岁。为了使他们能安全渡过江去，大公同志把陈英托起，叫她骑在自己的脖子上，两只手牵着闵武慈和另外一个女同志，踏在冰冷刺骨的水里，忍着被冰棱割破的伤痛，冲过急流把他们安全地送过江去。在他的带领下，前来带路的当地党员和群众，一次又一次地背着扶着年幼有病的红军渡江，不少同志冻得全身发紫。有的女同志背着娃娃渡江，王明的妹妹王瑛(即陈敏)，就是背着娃娃过江的。有几个同志还光荣地献出了他们的生命。有一些很重的伤病员，继续跟部队走有困难，文川区委主动承担起掩护伤员的任务。把在汉江两侧收容的重伤病员，分散安置在老百姓家里，象对待自己的亲兄弟一样细心料理，这些同志伤病基本好了之后，又把他们化装成农民，专人负责掩护，送到西乡的马儿岩，交给红二十九军。后来这些同志有的留在红二十九军工作，有的回到川北原部队，为创建和发展川陕革命根据地继续英勇战斗。

　　(二)

　　红四方面军到了西乡县钟家沟后，在那里召开了团以上干部参加的会议，徐向前总指挥作了动员讲话，宣布了进军川北，创造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决定。这一决定传达给全体指战员犹如吃了“定心丸”，清除了认为盲目入川的顾虑，劲头可足啦，一九三三年三月，红四方面军入川刚解放通江、南江、巴中不久，四川军阀在蒋介石的督促下，暂时停止了混战，“川陕边区剿匪督办”田颂尧纠集了近四十个团的兵力，向根据地发动了大规模的“三路围攻”，妄图把红军赶出川北。在陕南的城固、洋县、西乡、镇巴、南郑、宁强等县驻扎着国民党三十八军孙蔚如部，还有各地的民团、土匪和地方反动势力，也不断捣乱破坏。这就对根据地军民构成了莫大的威胁。在此种情况下，中共陕西省委，依靠陕南党的地下组织关系，在汪锋等同志领导下，加强对孙蔚如的统战工作。孙在我地下工作人员的努力推动下，遂派联络参谋武志平(地下党员)到川北与四方面军联系，方面军亦派徐以新同志赴汉中谈判。终于达成了一项互不侵犯密约，双方互派了联络参谋，孙蔚如除承担我后方安全的责任外，还给我军送来了大量的战略物资(如电台、电话机、电线、电池，以及川陕甘三省军用地图)。木门会议后，部队进行了扩编，每个师都有了无线电台，有线电话更为普遍，对我军作战指挥和通信联络，起了相当的作用。特别是该军警卫团，建有党的支部和小组，团长张汉民和一批下级军官与士兵是我党地下党员，对支援根据地，作了很大的努力，工作开展得相当活跃。一九三三年，该团奉命调往川陕交界的南郑等县驻防，利用靠近川北的有利地形，与红四方面军建立了直接联系，开辟了一条从南郑到通江两河口的地下交通线，由警卫团负责帮红军转运物资，护送人员，供给情报。据我所知他们经常有六、七匹牲口驮运物资到镇巴的核桃树和通江的两河口，川陕省委和红四方面军派人去接。有几次我们无牲口，他们直接送到毛浴镇。为了适应紧急情况的需要，以后陕南党组织又帮助开辟了一条从汉中到万源的预备交通线，这两条交通线路的开辟，为根据地的发展和巩固，起了不小的作用。

　　在红四方面军还未进入汉中盆地前，陕南党组织就领导人民开始了武装斗争。一九三二年，在陕南党的领导下，陕南地区的革命运动由抗捐抗税转入初期的武装斗争。在南、城、褒边区的武乡、文川、原公，城、洋、西边区的私渡河、廷水、天明寺等地，组织农民暴动和农民武装，开展游击活动。一九三二年冬，在红四方面军的积极帮助下，建立和发展了陕南游击队。一九三三年一月，陕南特委作出《扩大西乡、城固边新苏区，创造红二十九军的决议》，建立了红二十九军，以及第二、第三、第九、第十三等游击大队④，由陈浅沦任军长，李艮任政委。他们以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广泛开展游击战争，主动袭击敌人，惩办土豪劣绅，建立以马儿岩为中心的根据地，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军、地方民团和土匪武装。开辟了一个横跨川陕两省的通江、西乡、城固三县总面积约四百多平方公里的游击区，有力地支持了红四方面军的入川和保卫了川北根据地的安全，为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做出了可贵的贡献。虽然红二十九军只存在了较短时间，后来由于遭受了挫败，陈浅沦等同志为了党和共产主义事业，流尽了自己最后一滴血，英勇地牺牲了。但他们的光辉形象，进一步促进了人民群众的觉醒，增强了继续战斗的坚强意志；他们的英名与巍巍的大巴山永存，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留下的骨干仍高亢战歌，前赴后继地进行了英勇的斗争。

　　红四方面军入川不久，即着手进行建党建政工作。于一九三三年二月七日至十三日在通江城召开了中共川陕省第一次党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共川陕省委员会。陕南党和陕南人民在陕西省委、川陕省委的领导下，  对红军给予了很大的支援。不仅在国民党统治区里积极开展工作，策应根据地的斗争，而且为根据地派干部，送情报，动员群众参加红军，转运重要物资。那时，川陕根据地斗争十分频繁，各种物资消耗甚大，特别是两次大规模反“围攻”作战，部队有计划地“收紧阵地，诱敌深入”，根据地几度缩小，后方供应相当紧张。最使我难忘的是：一九三四年七月，我军在万源保卫战坚守大面山的几十天里，部队粮食和物资供应发生了极大的困难，大部分部队每天仅能以少量的洋芋搅拌着野菜充饥。加之几个月连续作战，饥饿、疲劳和疾病都严重地威胁着每个同志。在这关键时刻，陕南党组织和陕南人民急红军之所急，节衣缩食，支援前线。他们组织一支支运输队，跨谷飞涧，林海露营，把大批的粮食运到前方。他们通过红色交通线，构一批衣物、药品、电池、纸张、油印机等物资辗转运往川北，直接支援红军作战。陕南党组织在红军帮助下，积极发动群众，在川陕交界蜘滴山地带，建立了一块可靠的后方基地。当时在啤坝、楼房坪等地囤积了大量的粮食、弹药和其他战略物资，供根据地军民在情况紧急时使用。还在曲江洞为红军开设了一个后方医院。镇巴与西乡交界的曲江洞是个天险，是当年土匪头子王三春的巢穴，我们先派人混进去才打开的，占那里主要是为了巩固后方，打通与陕南的交通线，我们的许多重要文件，重要器材都放在那里，  以后又办起了医院。有时伤病员多住不下，还动员这一带群众腾出房子，供作临时医院。陕南特委不断给伤病员送来药品和食品，当地苏维埃干部和群众，为伤病员早日恢复健康，日夜操劳，使几百名伤员很快重返战斗岗位。

　　红四方面军在川陕苏区的成长壮大很快，一九三二年入川时只有四个师，其中七十三师只有两个团，到后来发展鼎盛时期，已壮大到二、三十万人，连医院、后勤等将近四十万人。张国焘叫我办粮站时，就要我准备四十万人的吃粮。这支部队的壮大，主要是川陕人民的支援，他们大多数是川陕人民的子弟兵。

　　(三)

　　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二日，中央电示红四方面军：  “以群众武装与独立师团向东线积极活动，牵刘(湘)敌，而集中红军全力，向西线进攻”， 以配合中央红军“从泸洲上游渡江”，红四方面军为了创造在苍溪南北地区渡江的有利条件，并策应已进到陕南的红二十五军。二月初，一方面以三十一军和总部工兵营积极进行渡江准备，监视昭化、广元之敌；一方面集中四军十师、十二师各一部，三十军八十八师和九军二十七师共十二个团⑤之兵力向陕南进击。

　　孙蔚如系杨虎城的十七路军第三十八军军长，在陕南指挥本部三个旅及独立第一旅(直属十七路军)共十二个团⑥。其兵力部署为：独立第一旅刘文伯部辖三个团，驻防宁强、勉县一带；三十八军的第四十九旅王劲哉部辖三个团，集结于南郑(汉中，下同)地区；第五十旅段象武部辖三个团及补充旅一部驻南郑、褒城一带；第五十一旅赵寿山辖四个团驻防西乡、石泉、镇巴、汉阴一带。红四方面军决定首先攻取宁强，打开进入陕南的门户。

　　我和王树声、傅钟、王维舟等，组织和指挥了宁强战斗。宁强位于川陕甘三省交界处，县城又是由川入陕的要隘，城南有白马庙山，城东有东山观，城西北有凤凰山，互城鼎足之势，城周有玉带河环绕，地势十分险峻。一九三五年二月三日晚，早巳集结在宁强城东南山地的四军十师、十二师各一部，乘夜幕向敌人外围据点逼近。在迫击炮火掩护下，向白马庙、七星池等高地发起攻击。在白马庙、何家梁的敌第一营二、三连据碉坚守，战斗甚为激烈。次日拂晓，红军集中部分迫击炮，用火力摧毁敌碉堡。守敌不支，弃阵退守城南党家梁高地。同时，红军一部猛袭东山观。敌团长杨竹荪因该地关系县城之安危，早构筑有坚固的碉楼、地堡，派一个连防守，现有亲率第二营五、六两连前往增援，当救兵尚在途中，红军已攻克东山观。同一时期，八十八师一部经黄坝驿、牢固关进抵宁强城外，封锁了西门和北门，截断了敌人的退路。

　　二月四日清晨，红军开始攻城。经过短暂激哉，城的四门均被突破，敌大部被歼，脱险者仅三十余人。宁强战斗，共消灭敌人一个团部和两个营的兵力，活捉敌团长杨竹荪，打死了伪县长白城斋。

　　当宁强战斗还在进行时，红十二师三十四团从烂泥沟经舒家坝直扑阳平关镇，向守敌独一旅二团三营进攻。首战镇东之郑家坝，歼敌一个连，随即向镇区疾进。敌营长刘志远督部奋力抵抗，企图据守待援，但在红军频频攻下，死伤累累，红军乘势攻占镇东北的支撑点鸡公山。此时，刘敌闻宁强已失守自知阳平关难保，乃率残部仓惶向大安驿逃窜。红军在攻占了宁强县和阳平关镇之后，顺势解放了宁强县的主要乡镇，在宁强、阳平关分别成立了县苏维埃政权。人民欢天喜地，庆祝胜利。

　　二月五日，四军、三十军、九军各一部，分三路从阳平关、宁强、铁锁关向东北挺进。孙蔚如令独一旅刘文伯部第一团驻新铺湾、大安驿，并急调四十九旅王劲哉部，从勉县西进，在新铺湾占领阵地。当独立一旅一团刚进到大安驿时，即与红军先头部队遭遇，甫经接触即向新铺湾逃逸。七月，王劲哉旅进至距勉县西五十里的新铺湾。王劲哉素以凶悍、骡勇著称，在陕军中颇能打仗。人称“王老虎”。他令所部在新铺湾东的阳勉山，南面的豁豁寨，西面的风子岭，西北的三官庙，北面的界石梁及大小营盘山，昼夜赶筑工事，企图阻止红军前进。

　　八日，红四军十二师两个团由大安驿东进。红九军二十七师则以一部兵力攻豁豁寨，主力则经驿坝、武侯墓至老城。十二师三十六团攻击风子岭、三官庙。敌踞高临下，以密集火力，封锁前进通道。其他各部守敌，也据险顽抗，红军攻势受阻。入夜，战争趋于沉寂。九日凌晨，红八十八师三个团奉令，兼程从宁强赶来增援。二六三团从正面攻击，二六五团则绕道镇西，出敌不意，一举占领了二郎山，继与敌激战于界石梁。敌我双方从晨至午，反复冲锋，白刃肉搏，最后，将敌击溃，俘虏数百人。同时，向东迂回的二六八团也与二十七师一部会合，占领了勉县通往新铺湾的大道，控制了路侧高地，截断了新铺湾与勉县、南郑的联系。王劲哉发现后方有失，急忙传令部队撤退。命令尚未传到前方，两翼山头阵地已被红军夺取，敌各部秩序大乱，军心动摇，开始全线溃退。在红军追歼下，俘获士兵械弹甚多。红军乘胜沿汉水河谷东进，溃敌一个骑兵闭⑦，占领勉县城。

　　勉县攻克后，二十七师在追击途中于长寨歼灭民团八百名，随即进围褒城。褒城东濒褒河，为开阔平原，城北鸡头关较力险峻，城西北有馒头山。与城互力犄角，为军事上强固之据点。防守褒城守军为五十旅的九十九团(后又加派一个辎重营)耿志介部。其部署为：步兵第一营附炮连守卫馒头山；第三营及第六连守备县城。该敌昼夜加修工事，城墙上遍掘散兵坑，山上采用野堡式之工事构筑。红二十七师逼进褒城西北，分兵两路：北路稍经战斗，即占红庙寨、连城山一带；南路夺取范寨、金寨、邹寨、染寨等地。扫清了褒河西岸敌外围诸要点。二月十日拂晓，围攻褒城战斗开始。红军一部一举攻占褒城以北敌险要阵地鸡头关。另一部则突入南郑与褒城之间的宗营镇，沿南褒公路炸毁桥梁，破坏路面，割断电线；并截获敌人部分运载军需物资的车辆。使南褒两城联络中断。当夜，红军多路猛攻县城及馒头山阵地；  一路遇回鸡头关，猛攻北关阵地；一路由老道寺方向攻击；一路由正面沿勉县北山进攻。攻击部队在追击炮、机关枪火力掩护下，携带梯子奋勇登城，用大刀、手榴弹，与敌白刃格斗，炮声杀声震天，往复进退，血战多次。敌还出动飞机狂轰烂炸。激烈的攻战持续了一昼夜，乃于十六日晨后撤至隐蔽地集结，待机再举。此后，红军又几次发动猛攻，予敌以严重杀伤。

　　在进攻褒城同时，敌八十八师亦向南郑发起试探性攻击。南郑城系陕南军事、政治、经济中心。孙蔚如的三十八军军部驻此。城内守军为五十一旅之一OO、一O一团及补充旅之一部；从勉县溃下的四十九旅余部及补充旅第一团分驻南郑四郊，任警戒任务，城周碉楼如林，地堡遍布，防卫严密。十五日，八十八师一部沿南、勉大道疾进，攻占城西南五里许之杨庄；派出小分队袭扰城西关外诸据点，以疲惫、淆乱红军。十九日红军主力一部，乘夜暗分两路猛攻西关、南关。敌军指挥部赶派预备队增援，又集中重迫击炮，以猛烈火力实施瞰制，方摆脱了困境。红军则在重创敌军之后，退回原出发地。在此期间，红三十三军二九六团及地方武装一部，为策应南、褒主力作战，从南江翻山进入南郑境内，相机四处活动，频频向敌民团袭击，相继占领新集、黄官岭、周家坪、红庙塘、牟家坝等地。另一部还在大河坎附近抢渡汉江，逼进城南关，有力地配合了主力红军打击南、褒之敌。直攻到汉中城下，如果打很快就会打开，当时没有打。就连褒城把城关就占了也未攻城。不打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打就和张汉民的军队打，他那里有我们的党员很多，实际上是自己打自己；第二，打汉中就要攻坚伤亡就大，我们又不在那里久站，只是在军事上的声东击西，调动敌人兵力。

　　二月二十二日，进攻褒、南的部队，奉红四方面军总部命令，主动撤出阵地，并经原道返回川北。

　　陕南战役从二月三日开始，到二十二日结束，历时二十天。红军先后占领了宁强、勉县，夺取了略阳县的部分地区；围攻褒、南两城，予敌以重大杀伤，沉重地打击了敌人，摧毁了敌人许多军事设施。整个战役共计歼敌五个团；还消灭了大量反动地主武装，缴获机枪七十多挺，步枪五千余支，俘敌团以下官兵四千人。陕南战役扩大了新苏区，建立县、区、乡、村各级苏维埃政权几百个，我那时和傅钟、王维舟、张德生、李维海带领着川陕省委的干部大队，少共部的苟向阳(巴州人，  后牺牲)、郭献福带了一个干部队。宁强解放后，我和傅钟、李维海留下来，张德生、王维舟他们去了勉县。一九三五年二月，宁强县的工、农，兵代表大会，是我和傅钟、李维海筹备好了，由于调我到元坝子办粮站去了，大会我没有得参加，是他们主持召开的。汉中地区还有阳平关、勉县、南褒边区都建起了县苏维埃政权。在党的组织和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下，广大贫苦农民打土豪、分田地，掀起如火如荼的革命斗争。新解放区普遍建立了地方武装；在南郑县的新集、黄官、协税和周家坪都成立了独立营，人数少则三、四百，多的在一千以上。在勉县红四方面军将已被打散的原游击队员和部分学生，集中编为一个团，归入独立第二师建制。广大群众在陕南党的领导下，热烈参军参战，仅红三十军就扩大新战士一千五百余人。其中有不少知识分子。光我领导的干部大队就有六百多名知识分子。在宁强县以下各级政权共组织游击队约五十支，拥有队员近一千二百人。阳平县游击队，组织了五十余人的骡马队，往四川运食盐、大米供给红军。

　　红四方面军的这一军事行动，同样得到了陕南人民的大力支援，从而打击了反动派的气焰，撒下了革命火种，扩大了政治影响，推动了革命运动的发展。但是，由于在政治上只考虑了局部和暂时的利益，丢掉了可以争取和利用的力量，破坏了和杨虎城、孙蔚如这样的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关系，损害了党和红军的信誉，增加了以后分化敌人的困难。

　　今天缅怀陕南党和人民为创建和发展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历史功绩，将鼓励我们在党中央领导下，更好地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沿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所制定的路线，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继续努力奋斗。

　　[见《汉中党史资料选辑》第十一期第26一40页]

　　注：

　　①据一九八一年余洪远所写《永恒的怀念》、  《力量的源泉，胜利的保证》两文，，一九五九年宁强县委党史办公室访问余洪远、王维舟，一九八三年九月饶庆祥、吴培德访问余洪远谈话记录整理。标题为编者所加。对时间、地名作了订正，文字略有删节。

　　②余洪远，陕西西乡县人。曾任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中共汉中工委书记。解放后，曾任成都军区副政委，现已离休。

　　⑧即川陕边区交通游击队，后改为川陕边区游击队。

　　④红二十九军所属游击队共有七个，即第一、  二、  三、四、五、七、十等各大队。

　　⑤据《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送审稿) 》记载；共有十一个团的兵力出击陕南。傅钟回忆为十五个团。王维舟回忆；红四方面军参加陕南战役的为三十军的主力一部(八十八师三个团及九十师的二六九团)，九军的二十五师及另外两个团，四军的十师共约十二个团。有待进一步考证。

　　⑥应为十一个团，其中独立第一旅刘文伯部辖两个团，

　　⑦只有…个骑兵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