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陕革命根据地流行病防治工作探析

张海军

 

摘要：医疗卫生事业是川陕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民生工程之一，而流行病防治是当时医疗卫生工作的重要任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川陕革命根据地坚持“以防为主、以治为辅，中西医结合”的正确方针，建立党政军民群防联控机制，充分发挥中医药资源优势，有效防治辖区内的流行病，保障广大军民的生命和健康，为根据地的不断发展壮大提供了有力保障。本文旨在通过对川陕革命根据地流行病防治工作背景、流行病频发原因和防治措施的研究，总结历史经验，以期对当下新冠疫情防控工作有所启示。

关键词：川陕革命根据地；医疗卫生；流行病防治  

 

一、川陕革命根据地流行病防治工作的背景

中国古代向来重视流行病的防治工作，早在先秦时期，人们就已经认识到“时疫”的巨大危害。《字林》有云：“疫，病流行也。”《礼记·月令》中记载：“果实早成，民殃于疫。”秦朝时建立了针对麻风病人的隔离场所——疬迁所，北宋已有疫苗接种。中国共产党建立后，普惠性的疾病防治工作特别是针对贫苦大众的医疗救助得到空前重视。1934年1月27日，毛泽东在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关于中央执行委员会报告的结论》时说：“解决群众的穿衣问题，吃饭问题，住房问题，柴米油盐问题，疾病卫生问题，婚姻问题。总之，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1]各级党组织、苏维埃政府、红军部队将卫生健康事业作为一项重要的民生工程，对疾病卫生问题给予高度重视，采取科学方法，依靠人民群众，有效防治流行病，保障了人民的生命健康和革命事业的胜利。

1932年，红四方面军在徐向前、陈昌浩等人的率领下，历时两个多月，从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经过三千里转战，于12月7日到达位于秦岭南麓的陕西汉中。在这里，红四方面军相继召开小河口、上元观、钟家沟三次重要会议，作出南下川北建立新革命根据地的重大决策并随即展开了行动。至1933年2月，成立省级行政区川陕省，建立起一个跨越川东北、陕南汉中的革命根据地。经过边区军民的艰苦奋斗，川陕革命根据地逐渐发展成为全国第二大苏区。在根据地存续的两年多时间里，中国共产党领导川陕边区人民在社会治理方面探索积累了局部执政经验，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对流行病卓有成效的防治。

红四方面军初到川陕边地区时，面临的局面十分严峻复杂。当时的川陕地区军阀混战、民生凋敝，鸦片荼毒、迷信盛行，缺医少药、疾病肆虐，流行病吞噬许多劳苦大众的生命，有的红军队伍中病号比伤员还多，严重威胁着广大人民的生命健康，制约了红军的战斗力。据不完全统计，民众中梅毒病患者占80%以上，死于天花、麻疹、蛔虫的约占35%-48%，肺结核患者死亡率超过60%，死亡的新生儿中因破伤风所致者约占70%-80%^[2]。据徐向前元帅回忆，川陕边区夏季炎热潮湿，“山区蚊蝇、小咬、山蚂蝗甚多，日射病、烂脚病、痢疾、疟疾、伤寒、肠炎等疾病不断发生”^[3]，给部队造成了不少困难。这就迫使川陕省各级党政军组织不得不对医疗卫生事业给予更多的关注和重视。

二、川陕边地区流行病频发的原因及根据地的防治措施

川陕边地区流行病的频发，是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川陕省各级党组织、苏维埃政府和红军部队针对边区流行病的特点，采取一系列措施进行有效防治，形成了一个比较完备的医疗防治体系和一套比较成熟的工作机制。

（一）川陕边地区流行病频发的原因

1.所处自然环境容易滋生疾病。鼎盛时期的川陕革命根据地，东起四川城口（现属重庆市）、万源，南至达县、渠县，西抵嘉陵江，北控陕西汉中的镇巴、西乡、南郑、宁强、勉县，面积4.2万平方公里，人口500多万，共建立23个县和1个市的苏维埃政权，红军从初到汉中时的1.4万余人发展到8万余人。根据地辖区主要在川东北和陕西汉中，川东北背靠大巴山脉，汉中位于秦岭和巴山之间，地势险要、利于藏兵，自古是兵家必争之地，为红军提供了有利的迂回转战空间。但这一带山高林密、水域宽广，降雨量大、阴霾潮湿（表1），为蚊子、苍蝇、老鼠和跳蚤等病媒生物提供了理想的繁殖生长环境。秦岭、大巴山的海拔在2000～2800米，长江最大的两条支流汉江和嘉陵江以及巴河、渠江等较大河流穿境而过，导致境内多雨多雾，自古就有巴山夜雨、蜀犬吠日等典故。这种自然环境，利于多种病菌的繁殖和传播。在川东北地区，流行的疾病主要有痢疾、疟疾、烂脚病、皮肤病、流感、伤寒、麻疹、天花、梅毒、结核病、钩蛔虫等。1933年巴中、南充爆发痢疾、疟疾、天花疫情，当地群众和不少红军将士、游击队员均有感染发病者，导致数千人死亡^[4]；在陕西汉中，流行的疾病主要有霍乱、天花、疥疮、白喉、流脑、麻疹、痢疾、疟疾、流感等。1932年霍乱疫情爆发，死亡率高达40%^[5]。20世纪30年代，川陕边区的流行病种类多、持续久、危害大，夺走了许多群众的生命，仅汉中死于霍乱、天花两大传染病的就多达380人。

 

表1 川陕革命根据地辖区内年均降水量和气温统计表

2.经济落后导致缺医少药。川陕革命根据地建立以前，这一带的人民饱受土豪劣绅、军阀官员、帝国主义教会等多重势力的压榨，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加之自然灾害频发，导致经济发展落后、人民生活极贫，国民党政府对医疗卫生事业漠不关心，广大群众温饱问题尚无法解决，更不必说花钱看病。据不完全统计，川陕边地区的捐税有130多种。1933年，四川军阀田颂尧、刘存厚治下的田赋已分别预征至民国四十余年（1951年后）和民国七十二年（1983年）^[2]。陕西汉中的一首民谣“军阀梳子梳，官府篦子篦，土豪劣绅刀子剃，催款委员来剥皮”^[6]，形象揭露了反动势力对劳动人民的层层盘剥；四川苍溪的一首民歌“穷得狗在锅里卧，哪还有钱去吃药。有病唯愿早些死，免得活着受折磨”^[7]，道出了穷苦大众无钱治病的凄惨和无奈。川陕革命根据地建立以后，各级党组织、苏维埃政府领导人民积极开展经济建设，虽然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但经常处于对敌作战的艰苦状态，先后组织实施了反“三路”“六路”围攻等大规模战役。四川军阀对根据地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导致战备和民用物资缺乏，医药产品（特别是西药和医疗器械）的采购和医学专业人才的引进等受到很大限制，给边区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和流行病的防治造成了困难。根据地建立初期，“中西医生只有14名，医疗看护30名左右，而伤病员则有1500名之多”^[2]，普遍存在医务人员缺乏、药品不足、设备简陋、技术力量薄弱等问题，无法有效应对疑难杂症和流行病。

3.文化落后导致防控意识缺乏。红四方面军到来之前，经济上的极度贫困，致使川陕边地区的群众受教育程度普遍很低，巴中县文盲超过90%，汉中地区文盲占80%左右。文化教育落后导致封建迷信盛行，许多人生病后求神、问卜、访巫，耽误了最佳治疗时间。思想观念的落后使川陕边界地区广大群众未能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缺乏流行病防控意识，城乡卫生状况很差，导致疾病流行。当时的民众十之八九不注重清洁卫生，家中“每每厨厕相连，人畜共处，牛溲猪便，狗粪鸡屎，恶臭扑鼻，污秽盈庭；蛇虫蚂蚁，虫鼠跳蚤，以及蛛网密布，有碍健康，妨碍生命”^[8]。

4.鸦片盛行摧残群众身体。川陕革命根据地建立前，四川巴中、达州和陕西汉中一带的山区，在军阀和官府的威逼利诱下，普遍种植鸦片。川陕边地区罂粟代替粮食，霸占了良田沃土，城乡烟馆林立，制毒、贩毒、吸毒之风盛行，当时在全国都是有名的。四川通江是个仅有千余户人口的小县城，据不精确统计，“成年男子百分之九十以上吸食鸦片，壮丁几乎找不出没有烟瘾的。连十二三岁的小孩子也有不少染上这种嗜好，成年妇女吸烟者约占百分之七十”^[9]。吸食鸦片严重摧残人民身体健康，从而降低了对疾病的抵抗力。同时，还消耗大量钱财，酿成许多卖儿卖女、家破人亡的惨剧，广大人民深受其害却找不到解决之道。

（二）川陕革命根据地流行病防治措施

1.加强公共卫生管理，有效解决“力量小”问题。一是建立两大卫生管理系统。苏维埃政府建立由内务委员会卫生局和地方各级医院（以川陕省工农总医院为代表）组成的医疗卫生管理系统，红四方面军建立由后勤部医政局和部队各级医院（以红军总医院为代表）组成的医疗卫生管理系统，两大系统分别制定了日常管理机制和应急管理机制，平时虽分工不同、各有侧重，但服务对象也会交叉重叠。特别是遇到重大任务或流行病防控时，两大卫生系统会密切配合，各自发挥优势，在医师、护士、药品、器械等方面科学调度，共同做好疫情防控。两大医疗系统之间建立了疑难杂症和流行病防治会诊制度，各医院成立“中医学术研究会”，大约每月进行一次学术研讨，以加强学术交流、推动临床试验。如针对1934年爆发的烂脚病和痢疾等流行病，总医院分别研究出用斑鸠草和露水草烧灰外敷、用茜皮草煎水口服等药方，及时治愈患者并控制了传染态势^[10]。二是采取科学的防控措施。根据地建立“以预防为主、治疗为辅，中西医结合”的卫生工作方针，构建党政军民群防联控工作机制，采取培养良好生活习惯、切断传播路径、注射疫苗等科学方法，严格控制扩散蔓延，有效防治了痢疾、疟疾、烂脚病、天花等流行病。针对群众防控疾病意识和能力差的问题，加强医疗卫生常识的宣传和教育，积极倡导养成健康生活习惯。一方面，广泛建立列宁学校、党校、彭杨军校以及工余学校、农民夜校、俱乐部、识字班等，努力提高干部群众文化水平和对流行病的防控意识。另一方面，在高级领导干部的大力推动下，省委宣传部、省苏维埃内务委员和文化教育委员会、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在全省范围内持续开展卫生常识普及教育运动，有力地促进了流行病防治工作。1933年7月至8月，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曾中生、红三十一军政治部主任黄超在《干部必读》上连续发表《简略卫生常识》《战地卫生》《加紧卫生与目前几种疾病的预防和治疗法》等重要文章，详细介绍日射病（热射病）、烂脚病、伤寒、痢疾、疟疾、疥疮、感冒等疾病的原因、表现、预防措施、急救方法和治疗办法，提出了8项民众日常卫生注意事项和6项战地卫生工作要求^[11]。1934年4月28日，川陕省委宣传部编印《一般的卫生常识》一书，介绍健康法、空气的用处、公众地方的卫生、晒太阳有什么好处、预防生病的妙法、饮食、卫生的好习惯等七个方面内容，主张通过常运动、常通风、重消毒、讲卫生、暴晒、勤洗涤、喝开水、吃熟食等方法预防疾病，并配绘了“病从口入”的漫画；川陕省苏维埃政府编印《卫生常识》一书，介绍了烂脚病、痢疾、皮寒等流行病的发病原因、表现以及预防、治疗方法^[11]。同时，还在城乡广泛刷写张贴“爱清洁，讲卫生！”“实行卫生，强健身体！”“加紧卫生运动，反对不讲卫生的人！”等宣传标语。针对流行病传染性强、扩散快等特点，努力切断传播路径，各乡设置简易隔离房，各大医院单独设置传染病治疗区，避免与一般病人交叉感染。同时，还有计划地组织干部群众接种疫苗，构筑人民健康防护墙。当时，在根据地建立了一批简易公厕，发动军民在驻地和房前屋后开展环境卫生大整治，采用撒石灰、煮沸、搽酒精等方式消毒，积极灭杀蚊子、苍蝇、老鼠、跳蚤等病媒生物，有效遏制了痢疾、疟疾、烂脚病等疾病的流行。红四方面军在四川苍溪发动群众开展卫生周运动，每周开展一次大检查，通过在村民大门上张贴“清洁”和“不清洁”标识来弘扬新风、破除陋习。为了防止霍乱等流行病的传播，省委、省政府组织青壮年开展掏粪工作，发动儿童团寻找疾病传播源，设卡考问防控常识并对不能正确回答预防方法的群众进行教育，以规范流行病防控。川陕省地方、军队两大系统分别举办接种牛痘训练队（班），中型以上医院设立种痘机构，在干部群众中广泛开展接种牛痘疫苗工作，有效防止了天花的流行。总之，通过建立并不断完善公共卫生管理和工作机制，汇聚了流行病防治工作的强大合力。

2.改善医疗卫生条件，有效解决“看病难”问题。一是建立相对完备的医疗卫生机构网络。据不完全统计，川陕省共创办红军总医院1所、分医院7所，军医院5所，师医院15所，团医务所44所；工农总医院1所、分医院6所，县工农分医院23所，工农药店、药铺160个^[12]，基本保障了根据地军民看病治疗的需要。二是积极解决医疗卫生人才和药品器具短缺问题。一方面，通过建立省卫生学校和举办卫生人员训练班（如省工农医院开办的中医训练班和看护训练队等）培养了一批医护工作人员，通过落实人才优待政策引进了一批医疗专家，根据地最多的时候“拥有医护人员约1万人，每个医生每天要看50—80个伤病员”^[13]。川陕省苏维埃政府颁布了《优待专门人才暂行条例》，在“肃反”扩大化和清理“AB”团的严峻形势下，又与西北军区政治部联合发出布告：“对于医生、军人、技师、熟练工人、科学家、文学家等专门人才，知识分子和学生，不但不杀害，如果这些人才愿意忠诚在苏维埃政权下服务，政府予以特别优待”^[14]，同时在工资薪金和家属工作安置等方面也给予优待。1934年2月18日，《经济建设》第8期刊登的招聘公告写道：“为增进苏区的卫生事业，改善群众生活，我们现在需要大批医生。请各地招募中西医生，只要忠心革命，愿为工农服务，按技术高下，特别优待。”^[11]在红军总医院政治部主任张琴秋的关心和争取下，悬壶济世、医术高超的老中医杨成元（曾任国民党沙溪区团正）参加了红军，后因工作认真负责、成绩突出，被提拔为中医院医务主任、副院长。另一方面，通过开发中医药资源和采购西药器械解决药品器械缺乏问题。当时，根据地药品和医疗器械的主要来源有战场缴获、白区采购、自己生产和地产中药材四个方面，而中药材发挥了“主力军”作用^[15]。各级苏维埃政府利用秦巴山区盛产药材的优势，大力种植、采挖中药材，积极发展中医。同时，红四方面军与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军积极开展统战工作，达成“汉中密约”，开辟三条从陕西汉中通往根据地腹心地带的红色交通线，在汉中城采购了大批西药和医疗器械。通过上述努力，较好地解决了医院、人才、器械和药品奇缺的问题，改善了根据地的医疗卫生条件。

3.提高医疗工作公益性，有效解决“看病贵”问题。一是提高医疗卫生机构的公益属性。川陕省苏维埃政府、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努力加大对医疗卫生工作的财政投入，提高县级以上医院的公益属性。在区、乡一级的大集镇开设工农药房，均免费向当地贫困群众开放；在比较偏远的山村则鼓励医生开办私人医院、药铺，走乡串户为群众治病。二是实行差异化收费政策。对地主、土豪按规定收费，对一般干部群众按成本价收费，对烈士遗属、贫困群众等免费治疗。如在红三十三军驻扎的地区，军医院对“凡是土豪劣绅一律收费，穷人一个钱也不收，能给钱的只给一半”^[16]。通过提升医疗卫生工作的公益属性，实行差异化的收费制度，既保证医疗机构的正常运转，又确保了人民群众特别是穷苦大众“病有所医”。

4.实行禁烟和体育锻炼，有效解决“体质差”问题。一是广泛开展禁烟运动。川陕省苏维埃政府颁布《戒烟条例》，成立戒烟局，根据不同年龄段人群分批强制戒烟；除了经批准的医用外，辖区内一律禁种鸦片，并对种植粮食和扩种木耳、茶叶、白蜡、油桐、药材等经济作物的农户进行奖励。这样既禁绝了鸦片，又发展了经济，减少了鸦片毒害，增加了农民收入。二是广泛开展群众性体育锻炼。各级苏维埃、红军部队在根据地内“普遍建立红场，设置篮球场、足球场、跳高、跳远、杠架、平台、天桥等运动设施”^[17]，供干部群众体育锻炼之用，并经常举办“赤色体育会”。1933年12月30日，赤江县城红场建成投用，各种体育器具齐全，“规定每日下午3时至5时半为运动时间，参加打球、跳栏、赛跑、掷铁杆者极为踊跃”^[18]。通过开展力度空前的禁烟运动和群众性体育锻炼，帮助广大军民强健体魄，增强了身体对流行病的免疫力。

三、川陕革命根据地流行病防治工作的经验和启示

作为一个省级行政区，川陕省认真学习贯彻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精神，结合地方实际，创造性地开展流行病防治工作，大力发展医疗卫生事业，探索和积累了疫情防控工作的宝贵经验，对当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流行病防治工作取得成功的根本保证。对比川陕革命根据地建立前后流行病防治上两种截然不同的状况，不难得知：正是有了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才能使川陕边区劳苦大众在政治上翻身做主，进而争取到生命健康这一基本权利的保障。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各级苏维埃政府、红军、游击队以及群团组织都旗帜鲜明讲政治、顾大局，自觉服从调度，从而形成了防治流行病工作的强大合力。比如，以服务地方为主的政府医疗卫生系统会积极支援红军伤病员的救治，而以服务红军为主的军队医疗卫生系统也会积极救治普通群众。1934年7月万源保卫战之后，红四方面军在川陕交界的汉中市西乡县大河镇曲江洞一带建立了总医院的后方医院。该医院在医治红军战士的同时，也免费向周边贫苦群众施医送药，帮助防治天花等流行病。

（二）以人民为中心是流行病防治工作必须始终坚持的价值取向。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决定，她所领导的一切工作都必须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必须坚持走群众路线。在川陕革命根据地流行病防治工作中，各级党组织始终将军民健康摆在首位，大力兴建医疗卫生机构，实行平价药和差异化收费制度，对穷苦大众实行免费治疗，广泛发动群众开展卫生整治、禁绝鸦片等运动，采用会议、口号、标语、民歌、韵句等通俗易懂的形式宣传医疗卫生和流行病防治常识，建立党政军民群防联控机制，充分发挥根据地人民的主体作用，很好地践行了防疫服务群众、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众中去的群众工作路线，最大限度地保障了根据地军民的生命和健康，为革命斗争的胜利凝聚了军心和民心。

（三）坚持科学方法是流行病防治工作取得成功的重要保障。川陕革命根据地在流行病防治工作中形成了一系列成功做法，主要包括八个方面：即坚持“预防为主、治疗为辅、中西医结合”的工作方针并结合实际注重使用中医药；坚持传染病隔离和疫苗接种措施；坚持通过教育宣传提高民众防控意识和能力；坚持通过开展卫生、禁烟、体育三大群众运动来革除陋习、增强体质；坚持全覆盖、普惠性、差异化等原则建立党政军民群防联控机制；坚持加强医疗卫生人才队伍（特别是专家队伍）建设；坚持兴建规模适度的医疗卫生机构并提高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属性；坚持统筹做好根据地社会经济发展和流行病防治工作。上述八个科学方法在今天的疫情防控工作中，有的仍然适用，有的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总之，川陕革命根据地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坚持正确的医疗工作方针和科学的防控措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追求，认真践行党的群众路线，建立并不断完善了党政军民群防联控的流行病防治工作机制。根据地党政军群组织针对所处自然环境利于疾病传播、经济落后导致缺医少药、文化落后导致防治意识缺乏、鸦片盛行毒害群众身体等原因，科学统筹、系统施治，着力加强公共卫生管理、改善医疗卫生条件、提高医疗事业公益性、开展禁烟和体育运动，有效解决了流行病防治工作中面临的力量弱、看病难、看病贵、体质差问题，构筑了与当时革命斗争、经济生产和社会发展基本相适应的流行病防控工作体系。其形成的宝贵经验和成功做法，在今天的新型冠状肺炎等重大疫情防控中仍然值得我们深入学习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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