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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在汉中立下的好规矩
文章来源:       发布时间: 2017-04-01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汉中是陕南党组织的发源地,是川陕和鄂豫陕两大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支援抗战的后方重镇,是解放大西南的重要通道,有着重要的战略地位。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红军和解放军、根据地和解放区,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汉中实际相结合,制定了许多正确的规章制度,形成了一些好的工作惯例,有的我们今天依然在坚持,有的虽已不再使用,但其精神早已融入共产党人的血脉。概括起来主要有八个方面。

  一、开展重大纪念庆祝活动,鼓舞革命斗志,坚定理想信念。1930年12月27日晚,中共陕南特委在挂匾巷17号秘密召开党(团)员大会,举行首次纪念活动,纪念国际共产主义战士、德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卡尔·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烈士,进行革命理想教育。会场中央悬挂着党旗,庄严肃穆。周彬如、陈锦章、杨杏生等老党员领唱《国际歌》,全体人员向烈士默哀。随后,特委书记梁益堂深情讲述了两位共产主义战士为了共产主义事业英勇奋斗,最后惨遭敌人杀害的感人事迹。与会者潸然泪下,纷纷表示将踏着烈士的足迹前进,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此外,党还精心组织群众广泛开展“庆三八、争自由”活动。1932年三八妇女节前夕,陕南特委以汉中学生联合会的名义,向社会公开发出通知,号召广大妇女同胞庆祝自己的节日,争取应有的自由和权利。利用重要节点开展纪念和庆祝活动,继承先烈遗志,展示辉煌成就,有利于增强党员群众自信,坚定党员理想信念,为党的事业不断向前推进传导、凝聚正能量。这个传统我们今天依然在坚持,比如庆祝建党95周年、汉中撤地设市20周年,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等等。

  二、建立党委巡视制度,坚持从严管党治党,纯洁党的队伍。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持从严管党治党,反腐倡廉工作空前加强,各级党组织重新祭起了巡视制度这个法宝。事实上,巡视制度在我们党内建立得很早,在汉中历史上也有着丰富的实践。土地革命时期,中共中央和陕西省委曾派遣刘顺元、梁益堂、贾拓夫、陈浅伦、杜润芝、孟芳洲、汪锋等七名巡视员(特派员)来汉中巡视工作。与今日的巡视组单纯从事巡视督查不同,当时的巡视员(特派员)还会直接参与和指导下级党组织的具体工作,大多数人都是在传达上级党组织的指示后,对汉中的党组织进行改组,并亲任书记。1931年秋,省委派巡视员贾拓夫来汉中巡视工作,贾拓夫改组了中共陕南特委,亲任书记。为严肃党纪,教育党员,新一届特委研究并批准了城固县委《关于开除县委宣传委员梁子炽党籍的报告》,认为“梁子炽担任城固中学校长后,滋生了贪图享受、升官发财的思想,公开反对党的领导,帮助国民党政府镇压学生运动,已经丧失党性原则,不再具备党员资格”。同时,要求所属党组织要严肃党的纪律,严格管理党员。随着革命事业的不断推进,汉中本地党组织也开始建立巡视员制度,加强对所属党组织的巡查和监督,以保证党的纪律的执行和革命事业的胜利。1933年3月,中共陕南特委撤销职工部,首次设置东、西两路巡视员,分别由王新德、赵定泰担任,后来又增补了张书行,这是汉中党组织建立巡视制度的开始。同年12月,陈子敬、刘善长又得以增补,特委巡视员达到四名。接着,各巡视员深入下属党组织指导巡视,进行理想信念教育和无产阶级改造,肃除异己分子。巡视中,对发现的重大违纪行为进行了严厉惩处。红二十九军连长曾安云、第三游击大队二中队长汤占奎奸污妇女,阴谋反叛,被处以枪决。1934年,由王克明主持对陕南特委再次进行了改组,席中瑶、胡居仁被任命为巡视员。1939年1月,中共汉中特委改组为中共汉中地委,随后分片区对基层党组织进行了巡视和整顿。

  三、坚持民主集中制,严肃组织生活,整顿党的作风。1932年12月,撤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红四方面军经过千里转战来到汉中。在曾中生、旷继勋、余笃三、刘杞、张振华等人的强烈要求下,张国焘被迫在城固县小河口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会议对张国焘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规定以后凡重大事项须由集体讨论决定。小河口会议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张国焘的家长作风,对以后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川陕苏区建立后,历次党代会都对党的建设高度重视,其中一项重要措施就是严格组织生活制度。由于战时环境的复杂性,党的组织一般不公开,开会、学习、吸纳新党员等常在晚上进行。当时规定:“每个党员必须严守秘密,自觉遵守党的规定和纪律,按期缴纳党费,按时积极参加党的各类活动与会议,坚决完成党组织交给的任务,对临阵脱逃、泄露机密、违反党的路线、不执行党的决议、不过小组生活等行为都要给予严厉的纪律制裁”。红二十九军第三游击大队党委在严肃组织生活方面,规定各中队党小组每三至五天过一次组织生活,每周在群众中召开一次生活检讨会(有战斗任务时除外)。1948年11月,陕南区党委根据党中央和中原局的指示,在汉中等地进行试点,组织开展了以“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和“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以及反对“无政府、无组织、无纪律”混乱现象为主要内容的整党教育。主要的方式方法是:请群众参加党的会议,彻底揭发一切偏离党的路线的错误思想和现象;党员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对犯错误的同志进行耐心教育;对一切问题采取分析的态度,既反对忽视成分,又反对唯成分论;坚决清除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和坏分子。这次整党,较好地解决了政策、思想、作风、纪律和团结的问题,新老干部、党政干部、军政干部之间沟通了思想,加强了团结。各级党委建立了政治学习、组织生活及请示报告等制度,党员干部的思想作风发生了大转变,保障了陕南的胜利解放。这些制度和经验,在我们今天加强党的建设、整顿党的作风中依然在借鉴和使用。

  四、缔结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团结的力量,分化瓦解敌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的红四方面军与国民党军杨虎城部在汉中秘密达成协定,结成了共同反蒋抗日的统一战线,这在全国的13块主要革命根据地中是唯一的。1933年6月,在打入杨虎城部的中共地下党员武志平等人的积极促成下,双方在汉中秘密达成了三条口头协议,史称“汉中协定”。其主要内容是:“双方互不侵犯,互相配合打胡宗南;红军在汉中设立交通站,汉中可给川陕根据地提供一定的物资;武志平负责川陕边界联络点,为那里的全权代表。”根据这个协定,红四方面军开辟了从汉中通往川北的三条“红色交通线”,运送了大量的军需、民用物资,输送了大批党的干部,大大减轻了根据地北线的军事压力,为取得反四川军阀“三路”和“六路”围攻的胜利、巩固和扩大根据地的版图,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汉中协定”是土地革命后期、全面抗战前夕,党的统一战线一个成功的典范,它可以说是“西安事变”的前奏和序幕,为国共两党最终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积累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和实践经验。

  五、开展拥军优属活动,积极排忧解难,构建良好军地关系。1932年,红四方面军转战来到汉中之前,党领导人民建立了红军之友社,很快发展到2000多人。红军之友社的誓词是:“坚决拥护中国工农红军,服从中央的一切决议和调配;绝对保守社内秘密,服从社的领导;誓与帝国主义、封建势力斗争到底;坚持革命,永不叛变投敌”。社员们广泛宣传共产党和红军的性质、宗旨,并积极发动群众为红军募捐钱、粮、衣物,箪食壶浆犒劳红军,帮助其抬担架、运物资;陕南特委还为红军和游击队秘密绣制并送去了两面军旗。川陕革命根据地建立后,在苏区普遍推行了“红军公田”制度,为外地来的红军和从白军中投诚过来的士兵每人分配了一块土地,对于本地参军的家属在进行土地分配时予以优待和照顾,并由苏维埃政府无偿代耕,积极营造参军光荣、一人参军全家得利的良好氛围。通过拥军优属工作的开展,使党、政、军、民的关系达到水乳交融的程度,增强了群众参军和红军作战的积极性,红色苏维埃的版图不断扩大和巩固。据不完全统计,汉中共有1.3万人参加了红军和游击队。拥军优属的传统在汉中一直坚持,先后建立了十项制度,各级党政领导每年八一和春节前后都要去军营和军烈属家中走访慰问,帮助解决困难。2015年,海军的一艘军舰命名为“汉中号”,汉中已连续三次获得“全国双拥模范城市”荣誉称号。

  六、严明人民军队纪律,维护群众利益,增进军民鱼水深情。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严格自律,对群众关心爱护,秋毫无犯,总是最大限度地维护人民利益。1932年12月,红四方面军来到城固县文川镇时,一千多亩桔园中晚桔挂在枝头格外诱人,但饥渴疲惫的红军战士没有人伸手摘一个。行至上元观已是拂晓时分,战士们的衣服结了冰,有的腿脚被划破,挂着一条条的血冰,但他们不愿搅扰群众的休息,只是安静地睡在屋檐下。1935年3月,红二十五军攻占佛平县城。他们待人和气、讲礼貌,从不进入民宅拿一针一线,对年龄大的叫大爷、大娘,还帮群众挑水、打扫院场,亲如一家。7月30日,该军长征北上途径留坝县张良庙,当晚夜宿在庙外,没有人进入庙内去造成一点破坏。第二天,他们将千年古庙打扫干净后方才离去。1935年10月,红七十四师攻占佛坪县城,打富济贫。对无力背运粮食的,亲自送上门;对那些担心红军走后敌人反攻倒算不敢要的,晚上偷偷送到家。党领导的人民军队还制定了许多规章制度,用以严格约束自己。1932年12月,陕南第一游击大队在城固县升仙村建立,宣布了三条纪律:一切行动听指挥;买卖公平;不拿群众的东西。1933年3月,红二十九军制定了六大纪律:不得奸污妇女;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借人东西要归还;公平买卖;住民房后要打扫干净;不准打人骂人;不许拉夫。红二十九军失败后,陕南特委于1933年5月在洋县谢村镇建立第三游击大队,颁布了《红军暂行条例》,提出“三大纪律”(一切缴获要归公,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一切行动听指挥)和“七项注意”(不烧民房,不强奸妇女,不虐待俘虏,公平交易,不得随意损坏武器,驻地走时要搞清洁,不得随意打骂群众)。1936年9月,红二方面军在长征途中发动甘南战役,曾经进入汉中略阳县白水江镇和郭镇。他们在此宣传红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同时,还大力宣传了贺龙总指挥的“约法三章”,即“群众不回来,部队不能进他家;有些人跑的时候把家里的门窗没关好,要替他们看着门,不让小偷进去偷东西;庄子内外要打扫得干干净净;不能打鸡赶狗,要让它们安安宁宁;向群众宣传抗日,宣传革命道理,使群众相信我们”。 1949年12月,南郑市警备司令部发出了《解放军入城纪律的通知》,规定不得扰民。这些纪律的颁布和执行,更加密切了人民军队与群众的鱼水深情,从而得到最广泛的拥戴和支持,保证了革命事业的胜利。

  七、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确保党的政策不偏不倚。我们党最大的优点之一就是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有强大的自我纠错和净化功能。1933年2月,刚刚建立的红二十九军存在队伍不纯的严重问题。省委先后两次发来指示信,并派杜润芝、孟芳洲前来巡视指导,陕南特委采取了一系列纠正措施。解放战争初期,包括汉中在内的陕南部分苏区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就实行彻底的土改,损害了中农、富农、小地主的利益,造成部分中间势力倒向国民党,给解放事业的推进增添了阻力。1948年6月,陕南区党委贯彻中原局的指示,决定停止土改、纠正“左”的错误,开展“减租减息”运动,组成广泛的反胡(宗南)统一战线。11月14日,陕南行署颁布《减租减息调整土地条例》,再次明确停止土改,实行双减,使农民与地主都能安居乐业。1949年1月,行署召开各界人士座谈会,进一步阐明了必须暂停土改、实行双减政策的道理。在剿匪斗争中,区党委实事求是、区别对待,制定了“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政策;接管汉中以后,对国民党的高层干部进行关押,对一般人员则主要是教育改造,使其为新生的人民政权服务。这样,“左”的错误逐步得到纠正,右的倾向也得到有效控制,为赢得陕南解放团结凝聚了强大力量。今天,汉中市委贯彻陕西省委的文件精神,制定出台了干部鼓励激励、容错纠错和能上能下三项机制。

  八、追求革命理想,坚持自力更生,坚决克服一切困难。1927年春,在上海求学的党员陈锦章回到家乡宁强县大安镇,创建了汉中第一个党组织——中共大安小组,为党在陕南地区形成燎原之势点燃了星星之火。汉中儿女不畏牺牲,积极追随共产党,为了理想而彻底奉献的牺牲精神令人唏嘘。宁强县高家坝的黄有娃,全家五人同时参加红军;中共陕南党组织的创始人陈锦章动员自己一家三代11口举家参加红军,年龄最长的有60多岁的老父,最小的还有刚刚出生才几个月的孩子。全面抗战爆发后,到1939年上半年,汉中大地涌现出青年学生奔赴革命圣地延安的热潮,多达四五十人。他们在延安接受培训后,奔向各地参加革命斗争,大多数都牺牲了。民先队汉中地方队部队长尚锡铭,在抗大毕业后走上冀南抗日前线,在反扫荡战斗中牺牲,年仅26岁。红四方面军为了翻越大雪封山、海拔1460多米的大巴山,南下川北开创革命根据地,每名战士准备了三天的干粮、二斤生姜辣椒水、三双草鞋和十斤稻草,饿了吃积雪下干粮,冷了喝生姜辣椒水驱寒,晚上盖稻草睡觉,不少人牺牲在大巴山上。正是靠着无比坚强的信念和毅力,红四方面军征服了大巴山,出其不意地打进川北,开创了全国第二大的川陕革命根据地。1935年3月,红二十五军西进汉中,在洋县华阳召开会议,对一味主张放弃根据地、前去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的右倾错误进行了批评,决定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作风,开创和巩固新的鄂豫陕革命根据地。他们最终率先长征胜利到达陕北,迎接党中央和中央红军,为党把中国革命的大本营扎在陕北立了大功。巴山游击队孤军奋战,提出“自力求发展”的口号,开荒种地,组建保商队、护路班、厘金局,开辟集市贸易,打破国民党经济封锁,坚持斗争长达五年,直至全部壮烈牺牲。解放军第十二旅初到陕南时,敌人严密封锁,生活极端困苦。天热了还穿着棉衣打仗,每天连一斤粮食都吃不上,食盐、鞋子也稀缺,有的同志开始动摇。旅党委一面教育党员、干部和战士要坚定信心,克服困难,像钉子一样钉在这里;一面向群众承诺同生共死,绝不离开,喊出了“坚持进陕南,一定要扎根,九进九不出,誓死留这里!”、“死在陕南何足惧,到处黄土都埋人,只要能把根扎牢,鲜血流尽也心甘!”等口号。全旅官兵贯彻中央“一切给于前方”的方针,坚持自力更生,带领群众克服困难,战胜敌人,最终赢得了解放。

  如今,战争的硝烟早已散去,但全党和全国人民正在实施“四个全面”伟大战略,这场新时期的革命同样需要坚强的政治定力、理想信念和能力智慧。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形成的这些制度和惯例,也是历史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学习重温党在汉中历史上立下的好规矩,传承弘扬党的优良传统,为我们不忘初心、继续前进注入了强劲动力,这是对党的最好献礼和祝愿。

  (本文作者:王燕,中共汉中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张海军,中共汉中市委党史研究室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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