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挺颖（1905-1929），字策庸，号科生，1905年5月出生于南郑大西区旱麓乡（今南郑区汉山街道）。是井冈山时期杰出的政工干部和著名的军事指挥员，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何挺颖祖籍安徽，明末清初迁至陕南，后一支定居汉山脚下的何家湾。祖父何濯以耕读传家，有旱地30多亩，因屡试落第积郁成疾，发誓不让子孙读书。1895年何濯去世时，何挺颖的父亲何根山已十七岁，却一字不识。那年家里办了丧事，又为何根山办婚事，欠下债务。同族的富户和邻里常冷言嘲讽，何根山内心被深深刺痛，决心半耕半读求取功名。他带着弟弟何象直到汉山白塔寺，苦读十载，终于在1905年考中贡生。同年何挺颖降生，何根山为其取号“科生”，寄寓“科考之年降生”之意。

何根山考中贡生后，先在私塾教书，后因科举废除考入汉南中学堂，接触到西方近代科学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毕业后，联合乡绅创办了南郑县大西区高等小学（今南郑城关小学），并受聘于汉南书院，教授西洋历史、地理。

何根山思想进步，反对封建礼教，追求民主自由，曾参与组建汉中同盟会，担任南郑民军城防司令；并立下“不读四书五经，不敬鬼神、不设祖宗牌位，不买田置地”的家训，被人视为“离经叛道”的“新派”人物。

何挺颖的童年，随母亲李青一在乡下度过，父亲在外教书，他既要照顾幼弟，又要帮母亲干活。1913年他入读私塾，不久母亲患病卧床，他因请医抓药、带弟上学耽误了功课，常因背书不佳挨罚。父亲认为他并不是天资聪明的人，为其取名“挺颖”，字“策庸”，寄托“启蒙开导、教育鞭策，由平庸挺进聪颖”的期许。读私塾的两年，何挺颖以“策庸”为座右铭，养成了勤学善思、好学上进、忠厚坚毅的个性，各门功课均优，师生赞不绝口。

1915年，何挺颖考入南郑大西区高等小学。此时，何根山因人事倾轧离校，回家开办轧棉花厂，生意一度兴隆，两年机器增加到80多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洋货大量进入，土布卖不出去，轧花厂倒闭。何根山又开办榨油坊，刚学过一些物理知识的何挺颖成为父亲的得力助手，他们利用螺旋与杠杆原理自制榨油机，生产效率很高。不久，何根山还清债务、修建新房，扩建了大西区高等小学。这段经历，让何挺颖对物理、数学产生浓厚兴趣，萌生了成为科学家的愿望。

1920年秋，15岁的何挺颖以优异成绩考入汉中联立中学。这所学校教学内容与校规仍停留于清末旧制，连梁启超的著作都被列为禁书。身处守旧氛围中，何挺颖始终勤奋苦读，每次考试成绩均名列前茅，一心渴求新知识与新思想。1921年，表哥王钧石从北京寄来《努力周报》《改造》等进步刊物，何挺颖如获至宝，手不释卷地研读，主动向同学讲解新观点，视野逐渐开阔。他率先尝试白话文作文，虽遭国文老师讥笑、判“不及格”也未退缩，还在全校掀起了学习白话文热潮。在进步刊物和旅外知识青年传回的新思潮影响下，“打倒孔家店”的呼声在联中校园兴起，迫使守旧校长辞职。

1922年五四运动纪念日前夕，何挺颖等人作为联中学生代表，借鉴北京、上海学生运动经验，在汉中发动了首次反帝爱国学生运动。他与孙绍亭擎旗前导，号召近2000名师生在北校场集会游行，高呼反帝口号。游行队伍向道尹公署请愿遭卫兵阻拦后，学生们冲进公署，推举何挺颖、廖宗岱与道尹王炳坤辩论，最终迫使王炳坤答应实施抵制日货条例、禁止南郑推销日货、允许学生游行等要求。这场运动唤起了民众爱国热情，却因缺乏坚强领导很快落潮。面对“中国人是一盘散沙”的悲观论调，何挺颖陷入迷惘，他将深切的忧虑写在日记中：“散沙枉多四万万，热度只有五分钟！中国不亡无天理？午夜徘徊心如焚。”此后他更加积极地阅读报纸、关注时事。

1922年暑假，何挺颖联合20余名同学发起留校读书运动，汇集各自收集的新书创办了一间简易阅览室。1923年春，他与同学组建南郑学生自治联合会，带领青年学子罢课游行、抵制日货，投身汉中学生总会领导的反帝爱国活动。

1923年6月，何挺颖从联中毕业，与同窗廖宗岱前往西安、北京求学，却因交通阻滞错过考期，辗转抵达上海。由于汉中教育侧重旧学，数理化与英语基础薄弱，他们寄读在浦东中学补习。初至沪上，前途未明，尚未接触革命思想的何挺颖感到迷茫。不久他结识同乡、共产党员刘秉钧。在刘秉钧引导下，他加入汉中旅沪学生会，接触到《新青年》《向导》等进步书刊，开始窥见社会积弊的根源。他与刘秉钧等人共同创办《汉钟》月刊，以“研究普通学识、提高近代文化”为宗旨，面向旅居各地的汉中籍学生及本地教育界人士发行。这段经历使他从个人苦闷转向对社会现实的关注。

1924年秋，何挺颖考入以理工见长的上海大同大学数学系。他进一步接触《中国青年》《向导》等进步杂志，初步涉猎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但主要精力仍在数学上。他认为中国贫穷落后的根源在于科学不发达，周末假期也留校钻研功课，常被友人戏称为“老夫子”。他成绩优异，立志攻读数学博士，同乡劝他转入文学系，他坚定拒绝，在诗中写道：“缪斯女神吾所爱，赛斯先生国所需，渊明若处荒年世，应不种秫而种粟”，尽显“科学救国”的决心。同年9月，刘秉钧任《汉钟》主编后，何挺颖担任编辑，发表《中俄交涉经过之梗概》《吴新田祸汉纪实》等文章，声讨贪官污吏，推动陕西省政府撤销城固县知事汪兴涛职务。

1925年5月，五卅惨案爆发。日本资本家镇压罢工工人、英租界巡捕血腥镇压游行学生的暴行，使何挺颖受到极大震动。在刘秉钧影响下，他毅然走出书斋投身反帝爱国运动。血淋淋的现实让他彻底醒悟：中国最急需的不是数理博士，而是革命战士。同年6月，他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决心放弃数学学业。尽管数学系主任以留校助教相劝，家人同学也反对，他仍坚定走上革命道路。在给好友廖宗岱的信中写道：“对数表里查不出救国良方，计算尺不能驱逐横行的豺狼。”“南京路上圣血殷，百年侵略仇恨深。去休学者博士梦，愿作革命一新兵。”

1925年秋，何挺颖转入国共合作创办的上海大学社会学系，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瞿秋白、邓中夏、恽代英等中共早期领导人均在此授课。他如饥似渴学习理论，常以生活费购书，夜读至房东要求多付电灯费，每日阅读百页以上，并在书上写“基础知识不够，不要好高骛远”等批注。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与阶级觉悟迅速提升，先后担任陕西青年社、共青团上海大学支部等多个组织的党团书记，每周日在青云路恒裕里主持召开读书会，与志同道合者交流思想、探讨时局。

当时北京部分汉中籍学生受西欧国家主义学派影响，与上海学生存在隔阂，何挺颖受旅沪学生会委派，寒假赴京，与樊尚志等人在汉中会馆激烈辩论整整一周，成功说服旅京同乡，促成两地学生联合成立“新汉社”。回沪后将《汉钟》更名为《新汉》并任主编，年底，经刘秉钧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6年1月2日，何挺颖在《中国青年》第108期发表致恽代英、萧楚女的书信《对于青年指导者的悲观》，阐述对青年运动现状的反思。不久，党组织派他到上海总工会南市工人夜校任教。这段深入工人群体的经历使他真正走出书斋，体会到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他在《赠陆阿毛》的诗中由衷感叹：“我不过仅仅教你认识了几个字，你却教我懂得了不少的事……过去无产阶级对于我只是一个概念，今天啊！我才认识了你们这一伙英雄好汉。”曾怀揣“科学救国”梦想的青年，蜕变为一名坚信马列、投身工农运动的革命者。

1926年7月，北伐战争开始，中共组织选派党团员赴北伐部队工作，何挺颖经过短期集训，被分配到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唐生智部第三师某团任团指导员。他随部队进入汉阳、汉口，参与攻占武昌。年底他在给同学谢佐民的信中写道：“四万万人发声吼，火山爆发世界惊。中国有了共产党，散沙结成水门汀。”满溢着跟随共产党救国救民的决心。履职期间，他多次遭到孙文主义学会骨干马行空的陷害与刁难，但凭借吃苦耐劳和踏实稳重的品格，赢得了进步军官与士兵的信任。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何挺颖被派往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二方面军武汉卫戍司令部，在第八军李品仙部任团指导员。部队内部孙文主义学会分子密谋投蒋，何挺颖果断联合进步军官逮捕了这批反动分子（后被骑墙派暗中释放），体现了危急关头坚定的革命立场。同年7月，汪精卫武汉政府叛变革命，唐生智、李品仙下令“清共”，何挺颖被迫离开北伐军，转入原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干部连，先后任班长、排长。期间国民党特务曾试图抓捕他，因他警惕性高才脱险。革命形势急转直下，他仍写信回家鼓励亲人接受革命洗礼，主动提出资助弟弟外出求学。

不久，党组织派他率西北籍同志返回陕西工作。相恋两年多的未婚妻恰在此时第三次来信催他回上海完婚，许诺赠予房产，要求婚后留沪。一边是安逸生活与痴情恋人，一边是艰苦革命与未竟事业，他认为西北斗争形式复杂，携带家眷不便且易暴露身份，劝慰未婚妻待条件适宜时再结婚未果，含痛结束这段感情。分手之际，他将裴多菲的诗句抄录信中：“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这既是对恋人的告别，也是对信仰的宣誓。

7月下旬，何挺颖带领西北籍同志回陕西，行至郑州时又接到新指令：返回武汉参加南昌起义。他当即南下归队，随武汉警卫团开赴江西。抵达奉新县时得知起义部队已南下且遭张发奎部队拦截，又随部队折往赣西，在修水一带休整待命。

1927年8月，八七会议后，毛泽东作为中央特派员、前委书记前往湖南改组省委，组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筹备秋收起义。何挺颖所在的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被编为该师第一团，他被任命为连党代表。

9月9日，秋收起义爆发。第一团从修水出发向长寿街进军，却在金坪遭到叛徒邱国轩部伏击，受挫后三路部队会师于浏阳文家市，仅剩1500余人。在这里，何挺颖第一次见到毛泽东，聆听了转向罗霄山脉中段开展游击战争的动员讲话，会后部队南下向井冈山进军。

当时因作战失利、敌军追击、生活困苦，部队思想波动剧烈，何挺颖始终坚定不渝，满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持续开展政治工作。行军途中毛泽东深入连队调研，注意到何挺颖、罗荣桓所带连队几乎无逃兵，官兵团结、士气稳固。经与何挺颖等人商议，更加坚定了从组织上和政治上改造军队的决心。

9月29日，部队抵达永新县三湾村，毛泽东主持“三湾改编”：部队整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党支部建在连上；实行民主制度，建立士兵委员会。何挺颖被任命为第三营党代表，张子清任营长。10月初部队抵达井冈山。

10月上旬，何挺颖与张子清率第三营随第一营第一连及特务连，在毛泽东指挥下沿湘赣边界南下，行军途中他积极开展政治工作，指导各连做好党员发展和思想建设。10月16日，原师长余洒度和团长苏先俊叛逃，毛泽东召开营以上干部会议，作出“水口分兵”部署。何挺颖随主力继续向井冈山进军，组织张贴革命标语、召开群众大会，动员群众投身革命。

10月23日拂晓，部队在遂川大汾遭肖家璧靖卫团偷袭，何挺颖、张子清带领的三营与团部失散。危急时刻他沉着冷静，与张子清统一意见，转战江西上犹、崇义及湖南桂东一带，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并与朱德、陈毅领导的南昌起义余部取得联络，参加了上堡军事训练，并获得物资补充。12月下旬，部队转赴茶陵，顺利回归建制。

11月下旬，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第一个红色政权茶陵县工农兵政府成立。12月中旬，国民党军调集22个连反扑茶陵，守城部队仅4个连，激战至下午子弹濒尽。千钧一发之际，何挺颖与张子清率三营从桂东游击返程，闻讯驰援，击退敌军。后敌军持续增兵，何挺颖与谭震林等人商议撤出茶陵，转移至农村。这一正确决策遭团长陈浩等人坚决反对，他们企图将部队带往湘南投靠军阀方鼎英，何挺颖敏锐察觉其叛变阴谋，立即报告毛泽东。毛泽东从宁冈赶赴茶陵湖口追回部队，粉碎了陈浩的阴谋，挽救了工农革命军。年底，何挺颖被任命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团党代表（团长张子清，参谋长朱云卿）。

1928年1月4日，何挺颖与张子清率部在毛泽东领导下攻打遂川，击溃肖家璧靖卫团，占领县城，以班排为单位开展群众工作，打土豪分财物，24日建立了遂川县工农民主政府。2月，何挺颖领导部队进一步发展党员，健全基层组织，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贯彻“三大纪律”。在毛泽东指挥下，他与张子清等率部攻打宁冈新城，全歼守敌，击毙敌营长、靖卫团长，活捉伪县长，俘敌400余人，缴枪400余支，解放宁冈全县。至2月底，解放茶陵、遂川、宁冈三县，井冈山根据地初步形成。

3月初，中共湖南省委特派员、湘南特委党代表周鲁来到井冈山，传达中央临时政治局对毛泽东的处分决定，误将撤销毛泽东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传为“开除党籍”。前委被改组为师委，何挺颖任师委书记，毛泽东改任师长。部队开赴酃县中村，兵分两路策应湘南暴动。驻扎期间，毛泽东与何挺颖在八担坵开展十几天政治军事整训，深入群众访贫问苦，召开军民诉苦大会，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建立酃县县委和工农兵政府，领导8个村庄插牌分田，为后来土地革命积累了经验。同时，部队通过中央文件澄清了“开除毛泽东党籍”的误传。

3月28日，何挺颖随毛泽东率部进入桂东县四都暖水地区，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4月2日毛泽东在沙田晒布堆作土地革命动员报告，次日“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正式颁布，何挺颖立即组织落实，要求指战员将纪律写在背包上，互相监督。部队接连攻克桂东、汝城县城，为湘南暴动部队向井冈山转移创造了条件。

4月中旬，萧克率独立营在龙溪洞与毛泽东部会师，何挺颖陪同毛泽东会见萧克等同志。下旬何挺颖随毛泽东回师酃县，在接龙桥歼敌数百人，成功掩护朱德、陈毅部向井冈山转移。4月28日，毛泽东、何挺颖部与朱德、陈毅部在宁冈砻市会师。5月4日成立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后改红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兼军委书记，何挺颖任十一师党代表兼三十一团党代表（团长朱云卿）。两军会师壮大了革命武装，5月至7月，何挺颖与朱云卿率部参加新七溪岭战斗，配合兄弟部队取得龙源口战斗胜利。井冈山根据地迅速扩大到宁冈、永新、莲花三县及周边地区，进入全盛时期。

1928年7月中旬，湘赣敌军调集11个团兵力向井冈山发起第一次会剿。毛泽东在何挺颖、宛希先等人协助下，率三十一团以四面游击战术将敌军困在永新县城附近30里内达25天。朱德、陈毅率二十八团、二十九团出击湘军，逼使敌军回援。但二十九团宜章农军士兵思乡心切，因难以适应井冈山的艰苦生活强烈要求返回湘南。龚楚、杜修经借此以执行省委指示为由，挟持部队向湘南冒进，朱德、陈毅不得已率部转移。8月上旬，二十八团、二十九团在郴州作战失利，二十九团几乎覆没。赣敌趁机攻占根据地多座县城，三十一团被迫撤出永新。

8月中旬，何挺颖、朱云卿率三十一团到达永新九陂村，毛泽东召集连以上干部会议，强调坚守井冈山的重大意义。何挺颖坚决拥护，表明誓死保卫根据地。会后毛泽东亲率三十一团三营南下桂东迎接朱德、陈毅部，何挺颖与朱云卿率三十一团一营和三十二团一营、二营留守井冈山。

8月下旬，湘赣敌军4个团围攻黄洋界，企图一举攻占井冈山。当时，红三十一团一营远在永新、莲花一带打游击，红三十二团一营又驻守在山下的宁冈，守山部队仅有红三十二团二营，敌我力量悬殊。有人主张撤退，有人决心坚守，何挺颖得知消息立即召集会议，决定将一营主力火速调回井冈山备战。

8月29日，何挺颖在大井主持召开留守部队、医院负责人和连以上干部会议，传达毛泽东坚守井冈山的指示。他分析有利条件和敌我态势，坚定地说：“坚守井冈山是一定不能动摇的……全国目前只剩下井冈山这一小块红色政权，我们必须以生死与共的决心坚守井冈山。只要井冈山红旗不倒，就是向全国人民证明，反动统治阶级永远消灭不了革命！”他的话掷地有声，坚定了与会同志的信心。大家表示：誓死守卫井冈山，让边界的红旗永远不倒！

会后全山军民紧张备战。各村每人削制200支竹钉，在通往黄洋界的草丛里插了近4华里，作为第一道屏障；其后依次设置竹篱笆、擂木滚石、宽四五尺插满竹钉荆棘的壕沟，以及石块圆木垒成的坚固掩体五道防线。赤卫队、暴动队悉数上山助战。

8月30日凌晨，湘敌吴尚部向黄洋界发起进攻。敌军被竹篱笆阻绊，行进艰难，及至半山腰进入有效射程，红军猛然开火，弹如雨下。何挺颖与朱云卿沉着指挥，依托有利地形打退敌军四轮进攻。敌兵踩中竹钉、遭滚木礌石重创。下午5时，敌军发起第五轮猛攻，战斗进入白热化，红军弹药几尽。关键时刻，何挺颖与朱云卿亲临阵地，下令架起唯一一门刚修好的迫击炮，三发中最后一发正中敌指挥所，霎时间各处军民点燃煤油桶里的鞭炮，红旗满山，两侧山坡埋伏的赤卫队员高喊“毛委员、朱军长回来啰！”冲杀而出。敌军以为红军主力回师，顿时阵脚大乱，仓皇溃逃。赣敌闻讯也退回永新。

得知黄洋界保卫战胜利，毛泽东挥笔写下《西江月·井冈山》：“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中高度评价：“我守军不足一营，凭险抵抗，将敌击退，保存了这个根据地。”

1928年10月，何挺颖当选湘赣边界特委委员。11月当选红四军军委委员。年底，毛泽东调他任二十八团党代表兼党委书记（团长林彪）。他贯彻毛泽东建党建军思想，整建党组织、加强党员教育、健全民主制度，深受指战员拥戴。

1929年1月，湘赣敌军18个团对井冈山发起第三次会剿。毛泽东、朱德率主力出击赣南实施“围魏救赵”，1月14日，何挺颖随主力离开井冈山。24日，红军在大庾激战中腹背受敌，防线被突破，何挺颖率战士打退敌军两轮进攻，不幸身负重伤。毛泽东对何挺颖受伤十分关切，嘱咐务必用担架护送。

1月25日晚，部队抵达广东南雄乌迳镇大塘村附近宿营。不久接到敌两个团准备偷袭的情报，军部下令连夜转移，担架队随炊事班先行。当夜小雨连绵，天黑路滑，行军缓慢。行至乌迳镇官门楼附近时，部队遭敌军突袭，何挺颖再次负伤，不幸壮烈牺牲，年仅2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