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秉钧（1901-1931），又名刘平衡，笔名刘平、颦痕，化名张国珍，1901年10月出生于城固县上元观镇。是汉中籍第一位共产党员。

刘秉钧自幼勤奋好学，1917年从城固县立高等小学毕业后又去曹河坝投名师深造。他文学功底深厚，见解新颖，老师常称赞他“思想敏锐，性情豪放，是个才子”。1919年春，18岁的刘秉钧目睹国家内忧外患、疮痍满目的悲惨情景，不禁萌发了忧国忧民的思想。他感到身处封建闭塞、经济文化落后、政治空气沉寂的故乡，实难有所作为，于是邀请同窗挚友王俊卿、李勉斋等赶赴北京，考入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中学校就读。不久，五四运动爆发，他怀着满腔热情，积极投入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与同学们一起张贴标语，散发传单，抵制日货。在斗争中，他结识了一些进步师生，经常和他们一起阅读《新青年》等进步书刊，进一步树立了改革社会的远大抱负。

1922年夏，刘秉钧毕业后，到上海考入震旦大学，随后转入南方大学学习。1923年春，刘秉钧在上海南方大学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汉中地区第一位共产党员。1923年夏，刘秉钧和南郑籍学生钟进泉将汉中地区在上海求学的20多名进步同学组织起来，成立汉中旅沪学生会，创办《汉钟》月刊，该刊“以研究普通学识，提倡近代文化为宗旨；并借与桑梓介绍适用知识，共谋改进汉中之目的”。会上，他被选为学生会干事和《汉钟》月刊总编。这年暑假，他返乡探亲，沿途经过南京、徐州、洛阳、西安，一面进行广泛的社会调查，建立和扩大《汉钟》月刊发行处；一面传播新文化、新思想，宣传革命。8月的一天，他应故乡教育界知名人士熊文涛、龙博珊邀请，到城固县单级师范讲习所讲演。刘秉钧以如何实现新生活为主题，以“劳工神圣”为重点，介绍京、沪革命形势，提出“改革社会，拯救中华之我见”，希望故乡各位同仁尽力宣传革命，“务使黑暗的汉中，透进一线曙光”。他的讲演，使与会数百名师生深受启迪。

刘秉钧返校后，以《癸亥暑假旋里见闻录》为题，在《汉钟》月刊上连续发表八篇文章。他在《文字鼓吹》一文中写道：“鄙人于本年暑假旋里一次，在家乡每遇父老兄弟姐妹，谈及地方时局，未有不痛哭流涕，泣诉日下生活的惨凄，俱云‘非早日开辟新人生路径，我汉中的人惟有束手待毙’，可知吾汉中现时之需要新生活，真若大旱之望云霓，要使新生活何由实现，诸君试想：满清末叶，倘无一般学者鼓吹革命，则清室江山，岂易指日推翻；洪宪帝制，若无舆论反抗，安知不稳坐至今。因此，吾人负笈千里，关于桑梓地方，不能不有相当的援助，聊尽良心上的职责于万一”。1924年9月10日，他又写道：“我看现在我汉中人民处在深潭之上，荒山之下，左有强盗，右有贼兵，且此立足之地又眼见将倾。素日听天由命，今则呼天不应，命危旦夕！诸君试想：此时众人之一线生路何在?若不上此荒山，果真坐以待毙吗?”等等。他就是这样直接明白地宣传革命，教育和激励人们向帝国主义和封建反动统治作斗争。

为组织革命力量，扩大革命影响，1924年4月初，上海南方大学陕西旅沪同乡会成立，刘秉钧被选为该会干事和《南针》月刊总编。他在发刊词中明确提出：“本刊以提倡新文化，改造社会为宗旨。”自此，《南针》月刊以新的面貌与广大读者见面了。《汉钟》《南针》两刊先后出版发行，在文化教育界广大知识分子中引起强烈反响。南方大学反动校长江亢虎如坐针毡，他除明访暗查外，并严禁学生集会，对进步学生不时进行压制打击。为坚持宣传革命，刘秉钧于1924年秋转入文治大学，后任该校学生会主席。在进步校长倪羲抱的支持下，他一面刻苦攻读，一面利用课余之暇及假日奋力撰稿。他曾先后用刘秉钧、萍衡、刘平、颦痕等名字，发表《哪一条是往新人生路上去的路？》《年来服务［汉钟］之兴趣与经验和今后应取之方针及应求改良之所在》等数十篇文章。用犀利的文笔抨击时政，揭露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盘踞在汉中地区的军阀吴新田压迫人民的罪恶，呼唤广大青年知识分子走革命之路，“走环境逼着我们不得不走的这一条生路，就是要大家团结起来，携手前进，开辟新人生路径”。

刘秉钧对故乡人民的反抗斗争十分关心。1924年冬，汉中旅沪学生会接到城固县各界负责人联合控告本县知事汪兴涛贪鄙虐民快函后，他义愤填膺，于1925年1月27日在文治大学召开同乡会，专题议决，除函复城固公民代表愿作桑梓后盾外，并立发快邮代电，分致陕西省、道各宪，要求速将汪兴涛撤职查办，以儆官邪。同时将汪兴涛虐民罪状，及城固县公民和汉中旅沪学生会、城固旅沪同乡会往来声讨汪兴涛函电刊于《汉钟》月刊，公之于众。在大家强烈呼吁、一致声讨和社会舆论的压力下，汉中道尹被迫将汪兴涛知事撤职，并追回部分赃款。

1925年5月中旬，顾正红惨案发生后，上海内外棉各厂数千名工人奋起罢工。文治大学学生会主席刘秉钧立即组织学生讨论如何援助内外棉工人罢工，并领导学生会作出了声援工人罢工的决定。接着，他带领文治大学学生与上海大学、南洋大学等校学生一起上街游行宣传，声援工人罢工。在声援罢工的斗争中，租界捕房捕去多人，激起学生和上海各界人士的更大义愤。为了抗议帝国主义者压迫、枪杀中国工人的暴行，党组织决定发动一场更大规模的反帝运动。刘秉钧又于5月30日带领文治大学学生宣传队伍，前往租界各马路游行宣传，张贴标语，散发传单，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收回租界！”“为顾正红报仇！”等口号，并激昂慷慨地陈述日寇枪杀中国工人的经过及帝国主义的侵略阴谋。租界捕房出动大批巡捕，在南京路上殴打、驱散和逮捕讲演队员，穷凶极恶的巡捕悍然向手无寸铁的人群开枪射击，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卅血案。面对血淋淋的事实，刘秉钧万分悲愤，立即撰文指出：“在上海公共租界南京路发生的残杀事实，绝不能看作外国警吏的偶然行为，而是帝国主义统治下加于中华民族全体的一大威胁和必然结果”。彼时，沪上多数报纸慑于外强淫威，纷纷噤声回避。刘秉钧却毫无畏惧，他在自己主编的刊物上详细揭露惨案真相，刊发长篇评论《五卅惨案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同时转载瞿秋白《沪案重查与五卅屠杀的结局》一文，深刻阐述五卅运动的历史意义，强烈谴责帝国主义的侵略与屠杀罪行，让五卅惨案的真相传遍四方，唤醒更多民众的爱国意识。

1925年底，刘秉钧于文治大学毕业，因才华出众，深得校长倪羲抱器重，被留校任教，担任该校附设的乐育公学校长。他以华北驻沪访员和《东方杂志》记者等公开身份为掩护，继续从事革命活动。先后培养介绍王质生、张仲榆等人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6年12月，他被选为法租界党员代表；1927年2月11日，出席中共上海区委第一次代表大会；2月16日，调任中共法租界部委书记。

时值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时期，为配合北伐军进军上海，推翻军阀统治，建立国民政府，党中央和中共上海区委先后发动上海工人举行了三次武装起义。他在第一、二次武装起义中，按照党的指示和安排，做了大量的组织领导工作。但由于准备不够充分，部分地区行动不统一，前两次起义都失败了。1927年2月24日，在中共上海各部委书记联席会上，刘秉钧首先汇报了中共法租界部委领导的暴动受挫情况，总结了经验教训。3月7日，上海区委为适应武装起义的领导，对原来八个部委所辖区域作了部分调整，刘秉钧仍受命战斗在敌情复杂的法租界。起义前，他认真贯彻上级第三次武装起义的实施计划，从思想发动、组织领导及军事行动诸方面做了充分而周密的准备。

3月20日上午，中共上海区委召开各部委书记联席会议，检查总同盟罢工的准备。刘秉钧首先发言说：“罢工可罢，宣传队、慰问队都检查过了，纠察队都在上总，同志增加四、五十人。”当天傍晚，北伐军进入上海近郊新龙，起义条件成熟。21日12时，刘秉钧带领法租界的工人、学生、市民纷纷进入华界，齐集于南市街中，与南方等部委紧密配合行动。在周恩来等领导的直接指挥下，整个武装起义取得全胜。3月23日，刘秉钧向中共上海区委报告起义经过时说：“法租界罢工人数3000余人，有组织的1500人，要求组织的800余人。纠察队都在上总。自卫团缴了40支长枪，一挺机关枪，缴的械亦在上总。右派极想骗去。学生都在演讲。租界捕房总想加点压力，但群众不怕，今天的市民大会可到。法租界预备开一个华法区区民大会。”他在这次夺取武装消灭军阀，迎接北伐军进军上海的战斗中，发挥了重要的组织作用。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白色恐怖笼罩上海，党中央决定撤销中共上海区委，分别成立中共江苏省委和中共浙江省委。1927年6月26日，中共江苏省委在上海北四川路施高塔104号楼上召开成立大会，由于叛徒告密，省委机关即遭破坏，不少省委领导人被捕杀害。在这腥风血雨的日子里，刘秉钧不畏艰险，转入地下斗争。1927年7月，上级根据斗争需要和地理条件，将原辖8个部委改建为6个区委，中共法租界部委和中共南市部委合并为中共法南区委，刘秉钧任区委书记。9月9日，由王若飞筹备召开中共江苏省委会议，听取了邓中夏关于八七会议精神的传达，改组了省委。刘秉钧在这次会议上被选为中共江苏省委候补委员。

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刘秉钧继续领导法南区委，坚持革命斗争。为了打击敌人，鼓舞革命情绪，他根据上级指示，领导开展了一场除奸斗争，几个罪大恶极的反动分子先后被镇压，使帝国主义法租界当局和国民党反动当局大为震惊。1927年10月25日，刘秉钧在萨坡赛路（现淡水路）一联络点召开区委和有关人员会议时，因叛徒告密不幸被捕，关押在法捕房西牢。法捕房和国民党反动当局联合对刘秉钧进行会审，妄图从他身上打开缺口。在狱中，刘秉钧化名张国珍，机智地与敌人作斗争。据理驳斥敌人的指控，使敌法官无言以对，由于敌人并未掌握刘秉钧领导除奸的确凿证据，最后法庭不得不改变原拟死刑的判决，而笼统地宣布张国珍（刘秉钧）以共产党仇杀案判处有期徒刑5年。

刘秉钧在狱中受尽敌人精神和肉体的摧残折磨，但他以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和视死如归的革命精神，继续与敌斗争。他常教育和鼓励李国章等同志克服困难，严守机密，树立顽强的斗争精神。刘秉钧入狱后，党组织曾多方营救，他原来所在的文治大学校长倪羲抱及其弟刘秉铖等人也四处奔走，均未奏效。刘秉钧在狱中度过3年多非人生活，于1931年4月中旬被折磨死于狱中，年仅3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