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浅沦（1906-1933），又名陈典沦，化名陈潜，1906年7月出生于西乡县廷水乡（今私渡镇）。是汉中本土唯一一支红军——红二十九军的创建者及军长。

陈浅沦5岁入私塾启蒙，自幼酷爱书画。他家境殷实，书画造诣在当地颇有名气。面对地主豪绅登门求画索字，他一概回绝；贫苦百姓前来求取书画，他欣然应允。他常以书画揭露土豪劣绅的丑恶行径，抒发对剥削阶级的仇恨。1921年秋，就读天明寺高小的陈浅沦，在一篇题为“实业救国说”的作文里写道：“当提倡实业，写制度，习历史、地理之关系，以御外患。”文中还提到平等、自由、博爱等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并论及：“事关国家兴亡，得之则民强而国兴，失之则民弱而国衰。”

1925年，陈浅沦考入陕西省立第五师范学校，参加了反对直系军阀陕西督军吴新田镇压学生的斗争和声援上海工人抗议五卅惨案等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活动。1926年返乡成立“大脚会”，提倡妇女放脚。1927年4月，陈浅沦参加中共陕甘区委创办的农运班，从此走上革命道路。不久，他受命回汉中开展革命活动。当时汉中各县的国民党县党部，大多是共产党人或进步人士帮助筹建，回汉中后，他以国民党西乡县党部宣传委员的公开身份，带领青年学生深入城乡广泛开展革命宣传。

1928年9月，陈浅沦取得母亲的同意，瞒着父亲，以外出开当铺为名，把麻地湾12亩田卖掉做路费，由中共陕西省委介绍，到上海劳动大学学习。此时上海正处于革命低潮，中共组织和工农革命群众运动遭到敌人的极大摧残，一些在大革命高潮时期参加革命队伍和混进中共党内的不坚定分子，对革命前途感到悲观失望。但是，陈浅沦在劳动大学却认真学习马列主义，积极参加革命活动，对革命前途深信不疑。这年冬天，他在上海劳动大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0年初，为发动上海武装起义，陈浅沦积极进行宣传工作，后因消息泄露被捕入狱，在敌人严刑拷打面前，他严守党的秘密，与敌人进行了理直气壮的法庭斗争，表现了共产党人的高尚气节。敌人找不到任何证据，最后只好将他释放。

1931年春，陈浅沦从上海回到西安，任共青团西安市委书记兼宣传部长，以西北文化日报社编辑、记者和私立乐育中学教员的身份为掩护继续开展革命活动。九一八事变后，按照党的指示，陈浅沦在西安参加抗日反蒋运动，发动工商界和广大群众抵制日货，呼吁对日宣战。

1932年2月，他受陕西省委派遣，以特派员身份回汉中指导中共陕南特委工作。回到汉中后，又以汉中共立中学训育主任身份为掩护，在陕南开展建党、学运、农运工作。相继建立“红军之友社”“左教联盟”等党的外围组织，创办红色刊物《孤灯》，发动声势浩大的带有城市暴动色彩的“红五月”运动。“红五月”运动遭敌镇压后，陈浅沦等多人被捕入狱。同年8月，他经党组织营救获释，被委任为中共陕南特委书记、特委执委、特委军委主席。同年10月初，赴西乡领导指挥“重阳起义”失败后，继续领导农民武装斗争，同年12月，创建川陕边区游击队，任政治委员。1932年12月12日，红四方面军西征途经西乡，得知陈浅沦在这里组织革命武装的消息后，在武器装备和军事人员方面给予了大力支持，使这里的革命形势有了新的转机，革命武装很快发展到1000多人。这时，中央和中共陕西省委相继派来了刘瑞龙、李艮、杜润芝等军事干部。

在中共陕西省委的领导和红四方面军的支持下，1933年2月13日，陈浅沦、李艮等在西乡县私渡河鸡公田（今私渡乡红安村红庙子）大院主持军政大会，宣布红二十九军正式成立。陈浅沦任军长，李艮任政委，程德章任政治部主任，孟芳洲负责军部日常事务和地方苏维埃工作。将原来8个中队扩编为2个团、16个连，全军共2000多人，长短枪70多支、手榴弹30颗、土枪200多支，梭镖马刀800多把。部队分驻城固的孙家坪、五里坝、五台寺、丘家山，西乡的廷水、罗家坪、南瓜偏、私渡河、鸡公田、张家坝、何家沟、汪家坪、安沟等地。军部驻马儿崖，政治部驻高屋基，教导大队驻在尹家岩。改编后的军部设有参谋和秘书数人，一部分连队配备了指导员和教练员，还有一个直属赤卫队。在陈浅沦领导下，红二十九军以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屡创顽敌，与国民党军队及其地方武装进行了大小战斗20多次，粉碎了敌人6次进攻，歼敌130多人，分化瓦解敌军200多人，牵制了敌军一个正规旅的兵力，有力支援了川北红四方面军开辟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到1933年2月底，红二十九军建立了南到八海坪，北到孙家坪，西到五里坝，东到骆家坝，面积约350平方公里的根据地，以及南到四川通江，北到城固五堵门，东到柳树店，西到五台寺，约400平方公里的游击区。

在红二十九军用“收编方式”快速壮大力量时，中共陕西省委接连发出两次指示信，要求陕南特委坚决纠正这一错误，“肃清部队中一切阶级异己分子，巩固无产阶级领导”。根据省委和特委的指示，为了进一步加强党的领导、政治建设与群众工作，红二十九军去川北学习了红四方面军的建军经验，军内成立了党的“队支”，团、营、连都配备了政工干部，在军民关系上，制定了一系列保护群众利益、约束红军的纪律规矩，对违纪者给予了严肃处理。但由于没有彻底清除混入红军内部的反动分子和投机分子，为红二十九军后期发展埋下了深深的隐患。

红二十九军的发展壮大，引起了当地土豪劣绅和国民党地方政权的极大恐慌。他们暗中勾结，图谋颠覆这支革命武装。1933年3月26日，国民党汉中绥靖司令部率军“围剿”红二十九军，又通过西乡县恶霸及国民党一〇二团营长张镜白等人，与隐藏在红二十九军内部的神团匪首张正万勾结，实施“里应外合”的阴谋。

张正万本是四川渠县人，因在原籍为匪难以立足才来到陕南。组建红二十九军时，因其善于投机，神团实力较强，被收编为发动鸡公田起义的主要力量。鸡公田起义时，张正万按兵不动，导致起义失败，陈浅沦脱险后，他护送陈浅沦到汉中，再次赢得陈浅沦的信任。随着革命的发展，张正万的个人利益被触及，反革命本性也日益暴露。特别是红二十九军开展的“肃反”工作，更使他寝食难安。当国民党集军围剿红二十九军实施“里应外合”阴谋时，与张正万一拍即合。

1933年3月30日，红二十九军军长陈浅沦主持召开机密会议，研究扩大红军、征调粮草、准备入川等问题。31日，在马儿崖再次召开军政联席会，会后将红军主力派往各地执行任务。张正万得悉情报，立即密谋利用警卫空虚之机发动叛乱。4月1日早晨，张正万带领反动分子突袭了马儿崖军部，疯狂捕杀军部干部，配合国民党汉中绥靖司令部攻打红二十九军政治部及教导大队。之后，又进行了十多天的“清乡”活动。

马儿崖反革命事变中，红二十九军和边区的党政主要领导干部陈浅沦、李艮、孟芳洲、程德章、杜润芝等和红军战士、苏区干部60余人英勇牺牲，红二十九军随之解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