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中第一位中共党员——刘秉钧

刘秉钧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曾先后担任上海文治大学学生会主席、中共上海法租界部委书记、法南区委书记兼中共江苏省委候补委员等职。“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他于是年十月因叛徒出卖被捕。在牢狱中，他坚贞不屈，为党为中国人民的独立、解放事业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一）寻找人生路径

刘秉钧，又名刘平衡，笔名刘平、颦痕，化名张国珍。（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10月1日，刘秉钧出生在上元观刘家堡一个殷实的家庭。上元观是当时汉中主要交通枢纽及商品集散地，也是全县最繁华的乡村集镇。刘秉钧之父刘鼎自幼饱读诗书，治家有方，善于经商，家境殷实，家中土地、房产众多。

刘秉钧自幼天资聪颖，蒙学时期就勤奋好学，刻苦钻研，1917年从县立高等小学毕业后，一时未能升学，但他上进心切，便同李勉斋等有志青年到曹河坝私塾投师读书一年多。在县立高等小学、私塾学习期间，老师常常赞扬他写的文章辞藻华丽，结构严谨，思想豪放，见解新颖，将来定时个大有作为的人才。除了学习修身、国文、算术、历史、地理等主要课程外，他还利用课余时间广泛阅读中国古典名著、中国历史通志等，打下了扎实的文化根底。他不仅才学出类拔萃，而且品行端正，经常接济家境贫寒同学，同情贫苦农民，尊敬乡亲老人，老师、同学及乡亲经常夸赞他。

他在小学、私塾就学时期的所学所思所行，无疑是他探索中国救亡图存之路，思想逐渐成熟并走上革命道路的重要基础。

读书期间，刘秉钧目睹中华疮痍满目、内忧外患的悲惨情景，不禁萌发了忧国忧民的思想，开始寻求民族的出路、救国的良方。他感到身处封建闭塞、经济文化落后、政治空气沉寂的故乡，实难有所作为，于是于1919年春邀请同窗挚友王俊卿、李勉斋等赶赴北京，考入北京师大附设第一中学就读。

五四运动爆发后，他怀着满腔的爱国热情，积极投入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与同学们一起张贴标语，散发传单，抵制日货，反对列强侵略压迫。在斗争中，他结识了一些进步师生，经常和他们一起阅读《新青年》等进步书刊，进一步确立了改革社会的远大抱负。

（二）宣传革命真理

1922年夏，刘秉钧在北京师大附中毕业后，赴沪考入南方大学。同年冬，在进步老师的支持下，与在上海震旦大学学习的同乡钟进泉发起组织汉中旅沪学生会。经过半年的筹备，于1923年夏，将汉中地区在上海南方、震旦、文治、惠灵、东亚等七个大专院校的20多名进步同学组织起来，成立了汉中旅沪学生会。同时决定创办《汉钟》月刊，“以研究普通学识，提倡近代文化为宗旨；并借与桑梓介绍适用知识，共谋改进汉中之目的……”。会上他被选为学生会干事和《汉钟》月刊总编。这年暑假，他返乡探亲，沿途经过金陵、徐州、洛阳、长安。他一面进行广泛的社会调查，建立和扩大《汉钟》月刊发行处；一面宣传新文化、新思想，鼓吹革命。8月的一天，他被故乡教育界知名人士熊文涛、龙博珊邀至城固县单级师范讲习所讲演，他以如何实现新生活为主题，以“劳工神圣”为重点，介绍京、沪革命形势，提出“改革社会，拯救中华之我见”，希望故乡各位同仁尽力鼓吹革命，“务使黑暗的汉中，透进一线曙光”。他的讲演，使与会数百名师生深受启迪。

刘秉钧返校后，以《癸亥暑假旋里见闻录》为题，在《汉钟》月刊上连续发表八篇文章。他在《文字鼓吹》一文写道：“鄙人于本年暑假旋里一次，在家乡每遇父老兄弟姐妹，谈及地方时局，未有不痛苦流涕，泣诉日下生活的惨凄，俱云‘非早日开辟新人生路径，我汉中的人惟有束手待毙’，可知吾汉中现时之需要新生活，真若大旱之望云霓，要使新生活何由实现，诸君试想：满清末叶，倘无一般学者鼓吹革命，则清室江山，岂易指日推翻；洪宪帝制，若无舆论反抗，安知不稳坐至今。因此，吾人负笈千里，关于桑梓帝制，不能不有相当的援助，聊尽良心上的职责于万一”。1924年9月10日，他又撰写道：“我看现在我汉中人民处在深潭之上，荒山之下，左有强盗，右有贼兵，且此立足之地又眼见将倾。素日听天由命，今则呼天不应，命危旦夕！诸君试想：此时众人之一线生路何在?若不上此荒山，果真坐以待毙吗?”等等。他就是这样直接明白地宣传革命，教育和激励人们向帝国主义和封建反动统治作斗争。

为组织革命力量，扩大革命影响。1924年4月初，上海南方大学陕西旅沪同乡会成立，刘秉钧被选为该会干事和《南针》月刊总编。他在发刊词中明确提出：“本刊以提倡新文化，改造社会为宗旨”。自此，《南针》月刊，以新的面貌与广大读者见面了。《汉钟》《南针》两刊先后出版发行，在文化教育界广大知识分子中引起强烈反响。南方大学反动校长江亢虎如坐针毡，他除明访暗查外，并严禁学生集会，对进步学生不时进行压制打击。为坚持宣传革命，刘秉钧于本年秋转入文治大学，后任该校学生会主席。在进步校长倪羲抱的支持下，他一面刻苦攻读，一面利用课余之眼及假日奋力撰稿。他曾先后用刘秉钧、萍衡、刘平、颦痕等名字，发表《文字鼓吹》《癸亥暑假旋里见闻录》《哪一条是往新人生路上去的路?》《年来服务[汉钟]之兴趣与经验和今后应取之方针及应求改良之所在》等数十篇文章。用犀利的文笔抨击时政，揭露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盘踞在汉中地区的军阀吴新田压迫人民的罪恶，呼唤广大青年知识分子走革命之路，“走环境逼着我们不得不走的这一条生路，就是要大家团结起来，携手前进，开辟新人生路径”。

刘秉钧对故乡人民的反抗斗争十分关心。1924年腊月，汉中旅沪学生会接到城固县各界负责人联合控告本县知事汪兴涛贪鄙虐民快函后，他义愤填膺，即于1925年1月27日，在文治大学召开同乡会，专题议决，除函复城固公民代表愿作桑梓后盾外，并立发快邮代电，分致陕西省、道各宪，要求速将汪兴涛撤职查办，以做官邪。同时将汪兴涛虐民罪状，及城固县公民和汉中旅沪学生会、城固旅沪同乡会往来声讨汪兴涛函电刊于《汉钟》月刊，公之于众。在大家强烈呼吁、一致声讨和社会舆论的压力下，汉中道尹被迫将汪兴涛知事撤职，并追回部分赃款。

（三）投身反帝爱国运动

1925年5月中旬，顾正红惨案发生后，上海内外棉各厂数千名工人奋起罢工。这时文治大学学生会主席刘秉钧，闻风而动，立即组织学生讨论如何援助内外棉工人里工，并领导学生会作出了声援工人罢工的决定。接着，他带领文治大学学生与上海大学、南洋大学等校学生一起上街游行宣传，声援工人罢工。在声援罢工的斗争中，租界捕房捕去多人，激起学生和上海各界人士的更大义愤。为了抗议帝国主义者压迫、枪杀中国工人的暴行，党组织决定发动一场更大规模的反帝运动。刘秉钧又于5月30日带领文治大学学生宣传队伍，前往租界各马路游行宣传，张贴标语，散发传单，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收回租界！”“为顾正红报仇！”等口号，并激昂慷慨地陈述日寇枪杀中国工人之经过及帝国主义的侵略阴谋。租界捕房出动大批巡捕，在南京路上殴打、驱散和逮捕讲演队员，穷凶极恶的巡捕悍然向手无寸铁的人群开枪射击，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卅”血案。面对这血淋淋的事实，平衡万分悲愤，立即撰文指出：“在上海公共租界南京路发生的残杀事实，绝不能看作外国警吏的偶然行为，而是帝国主义统治下加于中华民族全体的一大威胁和必然结果”。并对在这一惨案发生后，处在外国侵略势力下的上海报纸，竟不敢公然发表公正的抗议，感到十分愤慨。于是，在自己编的刊物上刊出《五卅惨案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的长篇评论，精辟地阐述了“五卅”运动的深远意义和真相，强烈谴责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和屠杀罪行，同时转载了瞿秋白《沪案重查与五卅屠杀的结局》一文，使外界明了“五卅”惨案的真相。

（四）武装起义的先锋

1925年底，刘秉钧于文治大学毕业，担任乐育中学校长，并以华北驻沪访员和东方杂志社记者身份，从事革命活动。他先后培养介绍王质生、张仲榆等人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12月，他被选为法租界党员代表；翌年2月11日，出席中共上海区委第一次代表大会；2月16日，调任中共法租界部委书记。

时值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时期，为配合北伐军进军上海，推翻军阀统治，建立国民政府，党中央和中共上海区委先后发动上海工人举行了三次武装起义。他在第一、二次武装起义中，按照党的指示和安排，在所辖区做了大量的组织领导工作。但由于准备不够充分，部分地区行动不统一，前两次起义都失败了。1927年2月24日，在中共上海各部委书记联席会上，刘秉钧首先汇报了中共法租界部委领导的暴动受挫情况，总结了经验教训。3月7日，上海区委为适应武装起义的领导，对原来八个部委所辖区域作了部分调整，刘秉钧仍受命战斗在敌情复杂的法租界。起义前，他认真贯彻上级第三次武装起义的实施计划，从思想发动、组织领导及军事行动诸方面做了充分而周密的准备。

3月20日上午，中共上海区委召开各部委书记联席会议，检查总同盟罢工的准备。刘秉钧首先发言说：“罢工可罢，宣传队、慰问队都检查过了，纠察队都在上总，同志增加四、五十人。”当天傍晚，北伐军进入上海近郊新龙，起义条件成熟。21日12时，刘秉钧带领法租界的工人、学生、市民纷纷进入华界，齐集于南市街中，与南方等部委紧密配合行动。在周恩来等领导的直接指挥下，整个武装起义取得全胜。3月23日，刘秉钧向中共上海区委报告起义经过时说：“法租界罢工人数3000余人，有组织的1500人，要求组织的800余人。纠察队都在上总。自卫团缴了40枝长枪，一挺机关枪，缴的械亦在上总。右派极想骗去。学生都在演讲。租界捕房总想加点压力，但群众不怕，今天的市民大会可到。法租界预备开一个华法区区民大会。”他在这次夺取武装消灭军阀，迎接北伐军进军上海的战斗中，发挥了重要的组织作用。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白色恐怖笼罩上海，党中央决定撤销中共上海区委，分别成立中共江苏省委和中共浙江省委。1927年6月26日，中共江苏省委在上海北四川路施高塔104号楼上召开成立大会，由于叛徒告密，省委机关即遭破坏，不少省委领导人被捕杀害。在这腥风血雨的日子里，刘秉钧不畏艰险，转入地下斗争。1927年7月，上级根据斗争需要和地理条件，将原辖8个部委改建为6个区委，中共法租界部委和中共南市部委合并为中共法南区委，刘秉钧任区委书记。9月9日。由王若飞筹备召开了中共江苏省委会议，听取了邓中夏关于“八七”会议精神的传达，改组了省委。刘秉钧在这次会议上被选为中共江苏省委侯补委员。

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刘秉钧继续领导法南区委，坚持革命斗争。为了打击敌人，鼓舞革命情绪，他根据上级指示，领导开展了一场除奸斗争，几个罪大恶极的反动分子先后被镇压。使帝国主义法租界当局和国民党反动当局大为震惊。1927年10月25日，刘秉钧在萨坡赛路（现淡水路）一联络点召开区委和有关人员会议时，被叛徒告密，刘秉钧、陆庆、李国章和交通员代炳寅等同志不幸被捕，关押在法捕房西牢。法捕房和国民党反动当局联合对刘秉钧进行会审，妄图从他身上打开缺口。在狱中，刘秉钧化名张国珍，机智地与敌人作斗争。据理驳斥敌人的指控，使敌法官无言以对，由于敌人并未掌握刘秉钧领导除奸的确凿证据，最后法庭不得不改变原拟死刑的判决，而笼统地宣布张国珍（刘秉钧）以共产党仇杀案判处有期徒刑5年。

刘秉钧在狱中受尽敌人精神和肉体的摧残折磨，但他以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和视死如归的革命精神，继续与敌斗争。他常教育和鼓励李国章等同志克服困难，严守机密。树立顽强的斗争精神。刘秉钧落入虎穴后，党组织曾多方营救，他原来所在的文治大学校长倪羲抱及其弟刘秉钺等人也四处奔走，均未奏效。刘秉钧在狱中渡过三年多非人生活，于1931年4月中旬被折磨死于狱中，时年30岁。

刘秉钧虽然为党和人民革命事业牺牲了自己年轻的生命，但他那种坚定不移地追求共产主义的信念和为此而献身的彻底革命精神，将永远教育和激励我们在党的领导下奋勇前进。

（供稿：城固县委党史研究室 赵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