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初，陕南区党委、陕南行署随解放陕南的19军兼陕南军区进入汉中。不久，刘伯承、邓小平、贺龙等首长鉴于西南战局形势日趋明朗化和陕南匪患情况，根据毛主席原令19军“除守陕南外，是否抽一部入川，那时再酌定”的电示，改变了原来准备抽调19军一部入川的计划。15日，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电示汉中19军兼陕南军区统一负责清剿川北与陕南地区的国民党残部和股匪，维护陕南社会治安，并保障川陕公路的畅通安全。这不仅大大加强了陕西省军区部队剿匪力量，而且由此拉开了汉中乃至陕西历时三年的剿匪斗争的帷幕。

　　汉中匪患严重。土匪历史性根源和解放前夕国民党有计划、有准备地在陕南的潜伏、部署，使得当时匪情十分复杂，剿匪斗争形势十分严峻。

　　汉中乃“四塞”之地，汉水两岸，秦岭巴山绵垣数百里，山大林深，地势险要。自本世纪二、三十年代起，这里土匪蜂起，小则拦路抢人，打家劫舍；大则围城占县，据山为王，成为当权者的一大威胁。“神仙难逃汉中疥，棒客如毛人凄惶”正是旧中国汉中人民饱受天灾、匪祸，民不安生的真实写照。历届军阀、国民党当权者不仅未能剪除匪患，反而官匪勾结，兵匪一家。王三春、袁刚、罗烟灰、李刚五等大匪首的名字，至今留在一些老者的记忆中，每当提及就心惊胆颤。其间，红四方面军到达汉中地区，建立川陕苏维埃政权后，采取政治瓦解和军事打击平息匪患，一度使巴山地区出现了短暂的安宁。随着红军长征北上，匪患卷土重来，直至抗日战争时期，威胁到这块抗日后方的安全，迫使国民政府不得不抽调重兵围堵追剿，虽然于1940年将匪袅王三春夫妇筹缉拿归案，然而土匪这一社会痼疾仍未从限本上解决，反而于解放前夕，在该地区组织、培殖了一系列大大小小名目繁多的政治土匪势力。

　　1949年5月，随着太原、南京的解放，胡宗南决定放弃西安，于18日被迫仓惶撤退到汉中，实施蒋介石早在溪口作出的把胡军主力“置于汉中附近”的一系列部署。这样，国民党陕西省主席董钊和省政府党、政、军、警、宪、特机关和人马也全都麋集汉中。一时间，汉中成为各种反动势力的集结中心。6、7月间，蒋帮国防部制定了各省“沦陷”后，该省的主席就是本省的反共救国军绥靖总司令，率领地方武装就地打游击的紧急方案。随着人民解放军的节节胜利，胡宗南、董钊也在汊中加紧了潜伏和相继建立“敌后根据地”等反共部署。如：陕西省保安司令部就制定了以镇巴为主要根据地，以宁陕、略阳两地为辅助根据地，并建立若干据点，在秦巴山区开展反共游击的计划。为此，在汉中收集、改编、组织各路残余部队、地方党团骨干和匪霸等封建势力，培训游击骨干分子，训练特务，准备物资，以作垂死挣扎。

　　1949年岁末，对解放了的汉中人民来说，最后的冬天过去了。汉中人民喜气洋洋，欢庆自己翻身解放，盼望早日过上安居乐业的好日子。但是国民党反动派并不甘心自己的失败，解放了的汉中人民面临的问题和全国其他新解放区一样，就是国民党留下的残余部队和组织潜伏的土匪武装、特务的破坏捣乱。正如新华社1949年8月6日《肃清特务土匪，巩固革命秩序》社论所指出，对于已解放的地区，国民党反动派的重要阴谋之一就是派遣和预置特务匪徒，繁殖土匪武装，进行反革命骚动，扰乱社会秩序，阻塞城乡交通，牵制人民解放军的胜利南进，并破坏新中国的建设事业，妄想死灰复燃，卷土重来。“陕南地区不仅是陕西敌特重点，而且是中原、华北等地的匪特集中点。因之敌人便依靠秦岭、巴山，川陕、汉白路及汉江河流，作为企图与我坚持长期斗争的唯一阵地，并在未撤退之前，不论在政治、军事、组织上都曾作过庞大而周密的计划与布置。”这样，使得汉中地区“传统”的匪患出现了新变化、新特点，即由兵、匪、特合一的土匪武装与恶霸地主、封建反动会道门相互勾结，他们以颠覆破坏人民民主政权为目的，是这些土匪暴露出的浓厚的政治色彩。他们与一般经济散匪遥相呼应，危害极大。当时陕南行署直辖汉中、安康2个分区及南郑(今汉中市)1个直属市。解放前夕，汉中辖区11个县、市是陕南匪特重点区域，聚集着国民党军队残部，分布潜伏着各种名曰的“救国军”、“忠义军”、“游击纵队、支队”等反共组织。股匪头目非司令即团长，号称“十万地下军”。因此。汉中解放后进剿残匪，巩固新生民主政权，使人民真正过上安居乐业的太平日子，成为陕南各级党委和人民政府的中心工作，是汉中党政军民的迫切任务。

　　全党动员    坚强领导

　　在陕南区党委的直接领导下，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9军兼汉中军分区(后由第19军57师兼)，在各级党委、政府、公安部门和人民群众配合支持下，共同进行了建国初那场波澜壮阔的剿匪斗争。据有关资料表明，当时陕西境内有股匪84股3万余人，陕南就有6l股2万余人。因此，陕西省委、省政府、省军区都对陕南剿匪给予高度重视，做出了部署，确定了在全面划区清剿时，重点抓好陕南剿匪的决策；根据匪情的复杂、变化形势，制定了实行军事打击与政治争取相结合的方针，努力扩大战果。部队在陕南地方武装协同下，划分剿匪区，明确了各自任务。19军55师分布于西乡、镇巴及紫阳、石泉等地，主要负责陕南东部及川陕边界地区剿匪任务；57师暨汉中军分区独立3团分布于城固、洋县、佛坪、南郑、褒城、留坝、勉县、略阳、宁强和四川广元，主要负责陕南西部及川陕甘边界地区剿匪任务，并维护川陕公路交通安全。1950年春，汉中军分区贯彻省、区党委和军区剿匪指示，为协调和加强县区武装力量的领导，决定汉中各县区武装的军政工作的部署、检查、领导，均归各剿匪集团。具体划分如下：

　　一、南郑、褒城、勉县、宁强、留坝、略阳六县县区武装归57师。

　　二、西乡、镇巴两县之地方武装归55师(后亦归57师)。

　　三、城固、洋县、佛坪划为一剿匪集团。由独立3团崔云龙、侯锋同志统一负责，该三县军政工作布置、检查、领导亦按上述规定执行。

　　在大力消灭土匪，首战歼匪2万余人的情况下，根据陕西省委、陕南区党委有关剿匪的指示精神，陕南行署、陕南军区司令部联合发出由张邦英、刘金轩、陈先瑞、李耀签署的布告，动员全区人民广泛行动起来，继续与匪斗争，“务求于最短期间，全部、干净、彻底消灭之”。省委为加强党对剿匪工作的领导和协调党、政、军各方面力量的行动，决定在各剿匪区分别成立党的工作委员会，以指挥部司令和地委负责同志为正副书记，以指挥部各主要负责同志与当地各县委书记或县长为委员，形成了党政军一体化坚强有力的领导力量。并规定在剿匪过程中，各级公安机关必须加强内外侦察，供给情报，提供线索，有效地分化瓦解敌人。各地人民政府应负责解决剿匪部队的食粮运输等问题。陕南区党委进一步具体部署了汉中地区剿匪组织指挥力量，决定在汉中分区内划分4个集团指挥部(剿匪工作委员会)：宁强、勉县、略阳三县以170团为主，建立集团指挥部．以陈如意、孙继先与宁强县书、勉县县长、略阳县长及该三县大队附为委员，陈如意为书记，朱助周为副书记，组成剿匪工作委员会。褒城、留坝、凤县三县以171团为主，建立集团指挥部，以杨永恩、王树森与褒城县长、留坝县委书记、凤县县长及该三县大队为委员，杨永恩为书记，韩亚民为副书记，组成剿匪工作委员会。西乡、镇巴两县以169团为主，组成集团指挥部，董明端为书记，雒云为副书记，组成剿匪工作委员会，南郑与城固两县之剿匪与建武工作由57师师部直接领导与指挥。

　　在匪情严重地区，集团指挥部决定以区委为主，吸收在该区活动之部队连首长和部队派出之武工队长参加，组成有关区的剿匪工作委员会，迅速落实剿匪计划、兵力布署、建立地方武装、发动群众及有关地方工作的结合等。联防区各级剿匪工委积极总结斗争经验，根据土匪忽集忽散，此剿彼窜等特点，继续采取剿匪包干制的办法，匪集则围剿；匪散则搜剿；匪止则驻剿；匪逃则迫剿，不受气候及地区的限制，不怕疲劳长途奔袭，合围聚歼，在整个剿匪过程中，坚决贯彻了党的“以政治瓦解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结合发动群众”的方针和“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政策。对部队进行了不怕苦，不怕爬山走远路，不怕夜间行动，不怕摸空的“四不”教育；对群众进行了不通匪、不助匪、不护匪、不怕匪的“四不”宣传，军民齐心协力，陷匪徒于军民联防、四面合围之中，收到了巨大效果，出现了许多动人事迹。

　　宁西地区王家坪村有35户人家，其中有30户家中有人当了土匪，在剿匪部队及当地政府的政治教育下，发动群众，宣传党的政策，结果30多名土匪自动交枪、登记，很快使这股土匪队伍瓦解。从此，王家坪再没有人当土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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